“天价医药费”之法律博弈/李洪奇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15:04:27 浏览: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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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医药费”之法律博弈
北京市中济律师所医药法律主任律师：李洪奇
010－86187836；88083116
法律具有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和强制作用，这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理”，法律人士对此笃信不疑。
然而，当人们面对“天价医药费”事件时，法律的作用却受到了严峻挑战：法律规范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起不到引导的作用；人们对医疗行为的评价莫衷一是，失去了标准；没有人可以根据法律预先估计医务人员的行为及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的实施也不能对医疗行业的行为产生教育效果；本应制裁、强制、约束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在现今医疗行业常常遭遇尴尬和无奈。
虽然“天价医药费”事件远无定论，但本文作者愿意运用自己浅薄的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事件的争议要点和可能结果进行大胆设想。倘若所言谬论，则系我之所愿；倘若不幸言中，则为我辈之大不幸。
设想一：
患方通过行政投诉和法院诉讼的方式追究医方医疗事故责任，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陪护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结果行政调解和法院判决均未支持患方的请求。
患方诉称：
医方诊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不但造成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而且造成患者家属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已经构成医疗事故。理由是：1，医方治疗过度，用药过度。2，医方伪造和篡改病历记录，病历与收费单、化验单不符。3，护士值班不符合规定。4，错误用药，给患者使用导致其过敏的药物。
医方答辩：
院方承认医院管理不够完善，出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与患者最终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医院对患者的诊断、治疗和医学处理不存在过失。
1，患者病情危重，医方全力救治，充分行使医务人员的权利。《医师法》第21条规定“医师应当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本案中医院的治疗措施、药品使用都是控制患者病情所必需的，其中有的属于家属要求，有的属于医嘱经过家属签字确认。
2，医方没有伪造和篡改病历记录，至于个别时间段内病历与收费单、化验单不符合，属于医务人员的操作失误。根据2002年9月1日布实施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8条“上级医务人员有审查修改下级医务人员书写的病历的责任。修改时，应当注明修改日期，修改人员签名，并保持原记录清楚、可辨。”本案中病历问题主要是由于上级医务人员修改病历时工作不够细致造成的。但是病历记录本身与患者死亡没有必然关系。
3，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患者确实使用了能够导致其过敏的药物。患方反应的其他问题都与医院管理不善有关，但与患者死亡无关，患者死亡是其疾病的自然转归。
4，鉴于患方要求行政或司法解决此纠纷，医方要求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以明确医方有无过错，责任大小，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结果：
在卫生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的委托下，本案进行了两级鉴定，最终结论是：医疗行为存在缺陷，但医疗缺陷与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最后，患方承担了行政调解或司法诉讼的不利后果。
设想二：
患方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追究医方的合同违约责任，返要求还部分医疗费并赔偿损失。结果患方败诉。
患方诉称：
虽然缺乏合同的形式要件，但医、患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医疗合同的订立有失公平。合同履行过程中，即诊断、治疗、抢救过程中，医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没有认真其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不断说服家属同意尝试一些疗效不确定的新疗法，且要求家属大量院外购药，扩大了患者家属的经济损失，致使患方无法达到合同目的，医方应该返还部分医疗费，赔偿损失。
医方答辩：
1，医、患双方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患者来院就诊应视为要约，医方接受患者住院治疗应视为承诺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并生效。
2，住院期间，医方严格按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进行为患者提供诊断治疗服务；药品的选择和使用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规定。遇有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手术、实验性临床医疗时，也是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10条的规定，由患者本人或近亲属签字。医方要求患者家属外购自费药符合法律规定。
3，对于最新治疗方法的采用，一方面是控制病情的切实需要，另一方面是满足家属的反复请求，病程记录中都有记载。
4，合同纠纷应当“谁主张、谁举证”，患方应当举证证明院方存在具体的违约行为，并造成患方实际损失。而患方并不能出示相关证据。
结果：
法院判定医方不构成实际违约，故驳回患方的诉讼请求。
设想三：
患方报案追究医方刑事责任，要求公安或检察机关对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务人员立案侦查。结果不予立案。
患方诉称：
医方使用的药品大多带有“回扣”，医务人员涉嫌“受贿罪”；医务人员无证上岗且代签医嘱，违规会诊，涉嫌“非法行医罪”；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涉嫌“医疗事故罪”。
关于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
关于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
农办市[2005]14号
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省、区、市农业（农林）厅（委、局）：
为全面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加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探索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的途径、方式和经验，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在各省申报基础上，我部综合考虑了试点工作基础、试点类型、试点工作覆盖面等情况和条件，经研究，决定在天津静海等15个县（市、区）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试点工作的认识
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工作，是今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部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内在要求。通过试点建立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确保农民群众能够方便、快捷、安全地购买和使用优质农资产品，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维护农业生产安全；有利于促进农资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接，提高农资生产经营单位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资产业健康发展；有利于发挥试点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规范当地农资市场秩序；有利于建立农资监管长效机制，提高政府部门农资监管水平和服务能力。各地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切实增强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
各地要对“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有关省级农业部门要确定一名主管领导主抓试点工作，相关处室要明确一名试点工作联络员，具体负责试点的组织指导工作，加强对试点单位的跟踪研究，及时进行监督检查，早发现问题，早提出建议。试点单位主要领导同志要统管试点实施工作，把试点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主动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积极创造良好的试点工作环境。
三、精心制定方案，认真组织实施试点工作
有关省级农业部门要抓紧组织试点单位制定重点突出、内容具体、措施明确的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内容应包括试点背景、现有基础、预期目标、试点范围和内容、进度安排、工作措施、组织管理等）。同时，要尽快启动试点工作，建立试点工作档案，统筹安排，增加投入，精心组织实施，切实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抓出成效。我部将根据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给予适当的经费补助。试点单位要健全工作制度，确保补助经费专款专用。
有关省级农业部门要组织各试点单位认真做好试点情况报送工作，加强信息交流。6月底前统一报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9月底前统一报送一次试点工作进展，12月10日前报送试点工作年度总结材料。报送方式采用电子邮件和文本文件。对试点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要及时向我部报告。我部将不定期对试点工作进行检查，并在适当时候统一组织检查验收。
四、积极探索“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的多种途径
近年来，部分地区在推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开展农资市场监管和技术服务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各地要通过试点，积极探索发展连锁经营，完善营销网络，扶持龙头企业，鼓励农资直供，加强科技服务，培育行业协会，建设信用体系，扶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多种途径和方法，提升农业部门农资监管水平和能力，促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千方百计杜绝假劣农资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
联系电话：010-64192694，64192678
传真：010-6419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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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县（市、区）名单
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保障司法独立：人大监督的应有之义
蒋俊峰
摘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司法进行监督的目的也在于维护裁判的公平、正义，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因而，司法监督和司法独立归根结底是统一的。基于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人大监督应该能够矫正妨碍司法独立的违法行为，为司法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人大监督 保障 司法独立
前段时间，关于人大监督司法的争论沸沸扬扬，有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本身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也有观点认为为了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必须进行司法监督；还有观点认为某些监督特别是人大的个案监督实质上损害了司法独立。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形成人大监督应该发挥保障司法独立作用的相关讨论，而本文以为：从应然意义上讲，人大监督本身包含了保障司法独立的内容，而且在诸多监督形式之中，也只有人大监督才有能力保障司法独立。
一 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法治社会，司法独立的价值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形式的肯定，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世界各国之所以以根本大法的高度，将司法独立原则确定下来，正由于司法独立对司法活动的运行、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所谓本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内才能进行区别。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这些不同的特点既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2(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3( 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1(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2(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第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 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院 四个判决 八年官司 一张白纸” 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显然，愈接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鉴于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们有必要建立各种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人大监督应该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 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统一
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但司法不公的现象较大范围地客观存在，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的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更为严重的不安全之中。况且，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仍处于逐渐完善的不发达阶段，要使司法处于没有任何监督的绝对独立状态之中，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并不仅仅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者有其统一的地方。在现代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不与公正相联系的司法就丧失了现代司法的应有之义。公正与现代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这一争议表明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了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争议前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如果司法是不公正的，那么它就不能发挥这一矫正功能。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的、最有效的手段。再者，司法公正有助于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为法治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对广大公民来说，对法律公正最直观的认识来源于对司法的公正性的认识，相当多的公众甚至把司法公正理解为法律公正的全部。司法不公正，必然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仰，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来保障，而司法独立正是这些原则和制度当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关键一环。独立是司法的形式要求,公正才是司法的价值体现,独立的目的在于公正,公正需要独立来维护。总而言之,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
司法监督同样如此，其目的归根结底也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被滥用，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和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谋私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反仆为主”现象。((( 权利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滥用权力是可以而且能够抵制的。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司法工作行政化等一系列阻碍司法公正的因素还比较多，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没有杜绝，加强和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就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对司法进行监督完全有必要，监督的目的在于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而我们追求的司法独立其要旨也在于此，因而，司法独立和对司法进行监督能够做到并行不悖，合法合理的司法监督应当为司法独立提供可靠保障，而不是干扰、阻碍、破坏司法独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依法治国要求立法、行政、司法活动都要依法进行，特别是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更应该于法有据，按章行事。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也应该合理合法，监督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或者说冠名为监督的非法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监督，而是破坏。这是思考问题的两个不同角度。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一种合法权力的行使以不损害另外一种合法权力为前提，根据某一法律规定来办事也不能违反其他的法律规定。对司法的监督有法律依据，司法独立同样如此，不能为了行使监督权就可以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样行使监督权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法了法律规定，成为法所不容的非法监督。从这意义上讲，对推行司法独立原则有任何损害的所谓的“监督”其实并不是监督，只是戴着“监督”的帽子罢了，是披着监督这种合法外衣的对司法进行破坏的阻碍依法治国进程的绊脚石。所以，应该对各种监督进行规范，使监督依法进行，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司法监督和司法独立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对维护这种统一性也会大有裨益。
三 人大监督的特殊性
就我国而言，对司法的监督形式大致有：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监察的行政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检查的法纪监督，新闻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在这些监督当中，人大监督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这是由人大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它处于所有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因此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不具有与国家权力机关相等的地位，而是处于低于它的派生地位，是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设立的特殊机构，从而必然要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监督权是人大的重要职权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根据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人大监督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习惯上称为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法律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法律实施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主要针对行政、审判和检查机关作出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进行审查和处理；工作监督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制定规范性文件以外的所有职权进行监督；人事监督指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员进行选举和任免。可见人大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人大监督的特殊性，其崇高的地位、丰富的内容、宽泛的对象都是其他类型的监督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其他类型的监督本身也处于人大的监督之下，如果这些类型的监督本身就不合法，人大就应该进行更正，基于人大的特殊地位，它有权力、也有能力进行更正。
因此，从理论上讲，人大监督应该成为最有力的监督，它应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由于人大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而司法独立是宪法所规定和要求的，必须得到切实的贯彻。所以司法独立的贯彻与否当然成为人大监督的内容之一。人大监督不应阻碍司法独立，相反应该保障、促进司法独立，使“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行使职权，按照宪法和法律规范办事。宪法要求司法独立，“一府两院“的领导及一般工作人员就应该为司法独立创造良好的环境，不能有任何损害司法独立的行为，否则就是违法、违宪，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理应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弹劾和纠正，当然也应该对其实施的违反司法独立原则的行为进行监督、弹劾和纠正。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拥有的监督权应该发挥保障司法独立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大的职权有待进一步完善，人大监督的力度也应该不断加强。
作者：蒋俊峰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广播电视大学（225300）
[1]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2]丹尼斯·诺德著，张茂伯译：《法律的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95页。
[3]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2页。
[1]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2]福布森著，刘静译：《倾斜天平》，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5页。
[1]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1]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1]参见公丕祥、刘敏：《论司法公正的价值蕴涵及制度保障》，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
[1]参见邓建宏：《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浅论》，载于《现代法学》，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