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经济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朝拜者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03:40:15 浏览: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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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经济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朝拜者
一、中国的经济法学说
“经济法”作为一个舶来词，无论是国外法学界还是中国法学界，在经济法学说的问题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情形。就近现代而言，一般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学说：德国的集成说、对象说、世界观说、方法论说、机能说、关于经济之法说等；日本的社会调节说、市场规制说、经济否定说、宏观调控说等；前苏联的经济行政法、大经济法说、纵横经济法说、综合部门法学说等；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学者提出的经济公法说、取代商法的经济法说、企业法规说、社会经济法说、理论和方法论说等。其中就中国而言，主要以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为分界线，也出现了“老诸说”和“新诸说”。
在1992年之前的“老诸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1、综合经济法学说，认为是以经济民法方法、经济行政方法、经济劳动方法调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2、纵横经济法学说，这是对苏联学说的继承和中国发展，认为经济法既调整政府等各类经济管理主体对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纵向管理关系，又调整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3、经济行政法学说，将国家经济行政机关在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组织、管理、监督、调节和干预中所形成的以隶属性为特征的各种关系认定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4、纵向经济法学说，强调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以国家权力为中心，通过采取指令与服从、指导与参照相结合的方法调整经济关系。5、学科经济法学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不独立、调整方法综合性、体系未形成，只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学科。
在1992年之后的“新诸说”，出现了以下几种学说：1、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国家协调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统一体。4、国家调制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5、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
二、新老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伴随着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和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提出，建立在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学说受到了批判，其合理内核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首先，在调整对象的问题上，“新诸说”否认了“老诸说”中综合经济法学说和纵横经济法学说对于经济法“诸法合体”的大经济法评判，否定了经济法对横向经济关系和行政管理型关系的调整。认为要正确界定其调整对象，首要工作是确定作为其立足点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存在和相互统一，以致肯定了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应当在保留国家的前提下节制国家的观念是其社会基础；确定契约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关系，认为对人权的保障应实现最大程度的关心弱者和最下小程度的干预强者以及一般的社会群体的观念是其政治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自由的肯定和尊重以及对国家干预的呼吁和限制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同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自由竞争出发，得出其必然派生出的两大属性，第一个是由于过度和不正当的竞争而导致的垄断，第二个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竞争盲目性和无序性，肯定了纵向经济法学说中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限定为纵向经济关系的观点，并进一步实现统一，将其总结为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
其次，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性质和调整方法的问题上，“新诸说”否定了“老诸说”中经济行政法学说和纵向经济法学说中将权力性质简单界定为行政权以及调整方法认定为行政权对相对人的指令与服从、指导与参照模式的观点。在权力性质上，“新诸说”认为行政法的本质是对行政权的控制，是控权法，因此行政权应严格的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法原则，减少甚至禁止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因为经济条件的客观多变性，不能也不应该严格的遵循该原则，应当允许其有一定的弹性范围，是一种不同于行政权的新型权力。在调整方法上，“新诸说”强调其干预的方式和成都不是直接的、微观的而是间接的、宏观的，提出了“对市场经济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调控规制为辅”的调控理念，强调了国家以成文立法的方式赋予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力，否定了政府不恰当的强制性指令行为，突出了在宏观经济层面的调控行为，回归到法律化的经济手段、一种社会整体调整机制的轨道。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在经济法地位的关键问题上，通过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确立，表明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客观必然性，根本上否定了“老诸说”中所有理论对经济法不是独立法部门结论的论断。
三、经济法学说的务实性和务虚性探析
学说是学术上自成理论体系的主张或见解，其提出的主体是学者。“学术是自由的，与政治无关”，这是普遍国家对学说自由的包容和尊重。但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学说只能“务虚”而不能“务实”。相反的，我认为，学说来自于现实，其最终也应当服务于现实，应当是学者用学术自由的盾牌，抵制外来不当的政治干涉，最终实现为社会集体谋福利的目的。因此，学说的务实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讨论产生基础的务实性
笔者认为，在产生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别，即西方社会是在“自由主义”盛行，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中国则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导致市场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产生的，换而言之，西方是由“政府不干预”到“政府干预”，而中国是“政府过度干预”到“限制政府干预”，所以基础的不同必然要求得从中国的现实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体系。在这一点上，相比较李昌麒教授的“国家干预论”，笔者比较赞同漆多俊教授的“国家调节论”，即中国经济法更主要的是“限权”而不是“赋权”。
（二）讨论经济法本质的务实性
笔者认为，学说渊源于社会，而社会是由无数的人所构成的，因此对学说的探讨离不开对人性的探讨，这一点在经济法学说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矛盾，是赋予政府权力又限制政府权力的根源所在。从人性角度来阐释，市场失灵是因为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质而导致的，而政府失灵则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人性本质所必然要求的，因此经济法的本质就与人性的本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在肯定民法人性自由的基础上，调整人性发展中的失衡，解决人性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调节，可以说，经济法的本质是人性失衡调整法。
（三）学说促进立法、立法尊重学说
毫不夸张的说，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法研究相比，中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发展速度很快，争论激烈，流派纷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体系。但是，在对立法的促进作用上，与世界诸国相比，却有着较大差距。法律实用的前提在于形成具体的规则，学说实用的表现也即在于一条条具体的规则，这一点对经济法学说也是同样适用的。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我国经济法学说在这一点的表现上不如人意，被置于“经济法是无用之学”的尴尬处境。诚然，一方面，这是中国现实权力结构而导致的，表现为立法不尊重学说。以反垄断法为例，虽然学术上对其提出了诸多的完善意见，但却迟迟才出台，究其原因竟是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对执法机构的设置问题产生矛盾而一直拖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是学说的务虚性导致了立法上的难题。就我国立法而言，财政金融法的法规堕入牛毛，充斥着法律规则的条条框框，而学说研究却没有很好的对多如牛毛的法律规则进行有效的总结，深掘其本质，概括出其中的法律原理和法律精神，从而更好的指导我国的财政金融立法。此外，对于经济法主干和基础的计划法和国民经济稳定法，我国至今尚未制定，这也可以看出在这方面学说理论研究的不足。
朝拜者
一、中国的经济法学说
“经济法”作为一个舶来词，无论是国外法学界还是中国法学界，在经济法学说的问题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情形。就近现代而言，一般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学说：德国的集成说、对象说、世界观说、方法论说、机能说、关于经济之法说等；日本的社会调节说、市场规制说、经济否定说、宏观调控说等；前苏联的经济行政法、大经济法说、纵横经济法说、综合部门法学说等；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学者提出的经济公法说、取代商法的经济法说、企业法规说、社会经济法说、理论和方法论说等。其中就中国而言，主要以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为分界线，也出现了“老诸说”和“新诸说”。
在1992年之前的“老诸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1、综合经济法学说，认为是以经济民法方法、经济行政方法、经济劳动方法调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2、纵横经济法学说，这是对苏联学说的继承和中国发展，认为经济法既调整政府等各类经济管理主体对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纵向管理关系，又调整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3、经济行政法学说，将国家经济行政机关在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组织、管理、监督、调节和干预中所形成的以隶属性为特征的各种关系认定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4、纵向经济法学说，强调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以国家权力为中心，通过采取指令与服从、指导与参照相结合的方法调整经济关系。5、学科经济法学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不独立、调整方法综合性、体系未形成，只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学科。
在1992年之后的“新诸说”，出现了以下几种学说：1、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国家协调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统一体。4、国家调制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5、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
二、新老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伴随着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和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提出，建立在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学说受到了批判，其合理内核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首先，在调整对象的问题上，“新诸说”否认了“老诸说”中综合经济法学说和纵横经济法学说对于经济法“诸法合体”的大经济法评判，否定了经济法对横向经济关系和行政管理型关系的调整。认为要正确界定其调整对象，首要工作是确定作为其立足点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存在和相互统一，以致肯定了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应当在保留国家的前提下节制国家的观念是其社会基础；确定契约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关系，认为对人权的保障应实现最大程度的关心弱者和最下小程度的干预强者以及一般的社会群体的观念是其政治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自由的肯定和尊重以及对国家干预的呼吁和限制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同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自由竞争出发，得出其必然派生出的两大属性，第一个是由于过度和不正当的竞争而导致的垄断，第二个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竞争盲目性和无序性，肯定了纵向经济法学说中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限定为纵向经济关系的观点，并进一步实现统一，将其总结为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
其次，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性质和调整方法的问题上，“新诸说”否定了“老诸说”中经济行政法学说和纵向经济法学说中将权力性质简单界定为行政权以及调整方法认定为行政权对相对人的指令与服从、指导与参照模式的观点。在权力性质上，“新诸说”认为行政法的本质是对行政权的控制，是控权法，因此行政权应严格的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法原则，减少甚至禁止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因为经济条件的客观多变性，不能也不应该严格的遵循该原则，应当允许其有一定的弹性范围，是一种不同于行政权的新型权力。在调整方法上，“新诸说”强调其干预的方式和成都不是直接的、微观的而是间接的、宏观的，提出了“对市场经济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调控规制为辅”的调控理念，强调了国家以成文立法的方式赋予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力，否定了政府不恰当的强制性指令行为，突出了在宏观经济层面的调控行为，回归到法律化的经济手段、一种社会整体调整机制的轨道。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在经济法地位的关键问题上，通过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确立，表明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客观必然性，根本上否定了“老诸说”中所有理论对经济法不是独立法部门结论的论断。
三、经济法学说的务实性和务虚性探析
学说是学术上自成理论体系的主张或见解，其提出的主体是学者。“学术是自由的，与政治无关”，这是普遍国家对学说自由的包容和尊重。但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学说只能“务虚”而不能“务实”。相反的，我认为，学说来自于现实，其最终也应当服务于现实，应当是学者用学术自由的盾牌，抵制外来不当的政治干涉，最终实现为社会集体谋福利的目的。因此，学说的务实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讨论产生基础的务实性
笔者认为，在产生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别，即西方社会是在“自由主义”盛行，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中国则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导致市场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产生的，换而言之，西方是由“政府不干预”到“政府干预”，而中国是“政府过度干预”到“限制政府干预”，所以基础的不同必然要求得从中国的现实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体系。在这一点上，相比较李昌麒教授的“国家干预论”，笔者比较赞同漆多俊教授的“国家调节论”，即中国经济法更主要的是“限权”而不是“赋权”。
（二）讨论经济法本质的务实性
笔者认为，学说渊源于社会，而社会是由无数的人所构成的，因此对学说的探讨离不开对人性的探讨，这一点在经济法学说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矛盾，是赋予政府权力又限制政府权力的根源所在。从人性角度来阐释，市场失灵是因为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质而导致的，而政府失灵则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人性本质所必然要求的，因此经济法的本质就与人性的本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在肯定民法人性自由的基础上，调整人性发展中的失衡，解决人性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调节，可以说，经济法的本质是人性失衡调整法。
（三）学说促进立法、立法尊重学说
毫不夸张的说，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法研究相比，中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发展速度很快，争论激烈，流派纷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体系。但是，在对立法的促进作用上，与世界诸国相比，却有着较大差距。法律实用的前提在于形成具体的规则，学说实用的表现也即在于一条条具体的规则，这一点对经济法学说也是同样适用的。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我国经济法学说在这一点的表现上不如人意，被置于“经济法是无用之学”的尴尬处境。诚然，一方面，这是中国现实权力结构而导致的，表现为立法不尊重学说。以反垄断法为例，虽然学术上对其提出了诸多的完善意见，但却迟迟才出台，究其原因竟是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对执法机构的设置问题产生矛盾而一直拖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是学说的务虚性导致了立法上的难题。就我国立法而言，财政金融法的法规堕入牛毛，充斥着法律规则的条条框框，而学说研究却没有很好的对多如牛毛的法律规则进行有效的总结，深掘其本质，概括出其中的法律原理和法律精神，从而更好的指导我国的财政金融立法。此外，对于经济法主干和基础的计划法和国民经济稳定法，我国至今尚未制定，这也可以看出在这方面学说理论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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