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用航空器零部件、机载设备国产代用品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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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缓刑制度的思考


　　 缓刑，是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项刑罚制度。缓刑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如果遵守一定条件，一定期限以后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违反一定条件原判刑罚仍须执行。缓刑制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现已被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广泛采用。在西方，缓刑最早产生于1842年的英国。那时，英国对有悔改可能的初犯、少年犯采用训斥，并责令具结悔过，保证不再重犯，交付监督，然后予以释放的方法。但它还不是一种刑罚制度。缓刑作为一种制度起源于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187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保护观察法》，把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由少年犯扩大到一般罪犯。1889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刑法学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刑罚制度予以推广。此后，世界各国相继采用。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规定为：暂缓量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过失犯罪的；②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的；③从犯、协从犯，犯罪情节轻微的；④未成年人或者精神障碍的；⑤赔偿被害者的损失或者被害人请求免予处分的；⑥属初犯、偶犯，因判刑失业，家属无人抚养，陷于失学的；（三）未受过刑罚处罚，未因同种行为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三次以上治安处罚的。
　　对缓刑的适用条件进行完善的理由。一是属恶性犯罪的，即使依法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量刑。这是由犯罪性质所决定，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行为人参与了恶性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存在较大的危险隐患，适用缓量刑放在社会上考察，不利于打击犯罪。二是将适用条件具体化加以明确规定，易于把握。能够准确界定适用范围，防止滥用缓刑，并且能够把罪犯是否"再危害社会"这种不确定状态在考验期间得以实际考察证实，既可以对那些确已改过的罪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体现宽大政策，也可以使那些弄虚作假、无心悔过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维护法律的尊严。三是将现行只有累犯不能适用缓刑的限制，扩大为"未受过刑罚处罚，未因同种行为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三次以上治安处罚"，能更有效地发挥刑法的威慑力。行为人因违法行为受过刑罚处罚、劳动教养或者治安处罚后，理应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真心改过，若再犯犯罪或者再实施同种违法行为的犯罪，说明了行为人并无悔过之意，这就有必要进行强制性的改造，不能只强调教育而忽略了惩罚。
　　三、暂缓量刑监管考察的机构设置及管理
　　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现行缓刑的监管机关是公安机关，缓刑犯的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只是配合公安机关实施监管。目前尚没有对考察的具体操作程序、方法作出统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机关设置不合理，监管考察没有衡量标准，监管考察程序无章可循，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对缓刑犯的监管流于形式，甚至监管失控。主要原因是：公安机关所承担的任务繁重，警力不足，不能有效地实施监管考察；监管考察工作在业务上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并无实质联系，公安干警及缓刑犯的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人员缺乏专业监管考察素质。表现为：①监管机关的工作制度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由于在对缓刑犯的监管交接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宣告缓刑的判决生效后，有的执行通知书不能及时送达执行机关，有的缓刑犯属异地公安机关管辖，执行通知书则送达当地公安机关造成对缓刑犯的监管交接脱节。②监管组织设置不合理、不规范。公安机关大都没有设置专职的监管人员，单位或基层组织多数也是由临时抽调人员组成，所组成的帮教监管组织只表现在纸面上，监管考察人员缺乏专业经验和责任心，造成对缓刑犯的监管不严、监督不力、考察监督松懈，有的还处于失控状态。监管考察人员随意组合，也没有组织任何培训，缺乏应有的素质，无法对缓刑犯实施有效的监督考察。③监管措施不健全，目前尚未有规范的、可操作的规定，不利于监管工作的开展。④监督机关对缓刑犯监管考察的监督流于形式。监督机关难以及时掌握对缓刑犯的考察情况，进行有效监督。⑤笔者认为，对暂缓量刑罪犯监管考察的机构设置，应当设立专门考察管理机构（组成方式），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工作制度，由具备一定素质的社工人员作为缓刑考察官，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管考察工作。由检察机关作为暂缓量刑罪犯的监督机关，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情况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决定对罪犯适用暂缓量刑后，由检察机关通知考察机构，并办理暂缓量刑罪犯的交接手续，考察机构应指派具体缓刑考察官，并报检察机关备案。缓刑考察官应采取"一对一"的跟踪帮教管理，并以考察机构的名义定期向检察机关报告考察情况。检察机关根据考察机构提出的考察情况报告，及时对暂缓量刑罪犯的处理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决。
　　四、暂缓量刑罪犯的处理
　　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处理有三种情况：①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③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对于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进行审判或执行原判刑罚，对此没有争议。存在的不妥之处有：（一）规定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如果没有前述情况，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刑罚是国家为惩罚犯罪而创制的，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强制方法。刑罚是犯罪的法律结果，一经作出就必须执行，只是执行的方法可有所不同而已。缓执行也只是暂缓执行原判刑罚，而不应当是不执行刑罚。"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规定与刑罚的本质及其强制性是不相容的。（二）不再执行原判刑罚由公安机关宣告。对罪犯的刑罚由人民法院作出，公安机关作为刑罚的执行机关，依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执行通知书，对罪犯执行刑罚，非经法定的程序，无权改变刑罚的内容。对缓刑犯，公安机关只是缓刑犯的监管考察机关，对缓刑犯考验期满后是否执行原判刑罚，仍需由有权作出刑罚处罚决定的机关决定，不应由公安机关作出决定。况且在实践中，"原判刑罚不再执行"没有统一的法律文书和宣告方式，致使多数公安机关实质上没有进行宣告，缓刑犯也未能得到"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有效凭证，处于一种茫然状态。
　　笔者认为，采用暂缓量刑制度，对符合现行"原判刑罚不再执行"条件的罪犯，可以适用免予刑事处分的方法处理，即将"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的规定，修改为"免予刑事处分"。免予刑事处分是对构成犯罪的人只定罪不判刑，是有罪不罚。由于被宣告暂缓量刑的罪犯，在考验期间已实际悔罪改过，已经达到了刑罚的目的，对其再科以刑罚就没有实际意义了。适用免予刑事处分，这样既可以体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也可以避免作出刑罚处罚而不执行的状况，以维护刑罚的严肃性。具体的操作程序为：由考察机构对暂缓量刑罪犯在考察期间的表现向检察机关提出考察报告，由检察机关进行核实，将刑罚处罚建议权（量刑建议权）交由检察机关行使，向人民法院提出处理意见，由人民法院分别不同情况作出裁判。①对在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考察，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并对前罪作出具体刑罚处罚，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②对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考察，作出具体刑罚处罚。③对在考察期间实施与前罪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需要被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的，由检察机关分别不同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既可以建议撤销考察，作出具体刑罚处罚，也可以建议直接作出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④对没有上述情形的，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法律规定需要判处罚金的，应当一并作出判决。
　　总而言之，对现行缓刑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配备专职缓刑考察官，建立健全的缓刑考察规章制度，规范缓刑考察处理程序，将能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避免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兰平 雍定远
参考文献：
1、《刑法学原理》第三卷 高铭暄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中国刑法教程》林准主编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3、《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4、《缓刑犯考察监督有待完善》 朱润发 法制日报
5、《刑法》张炳明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试论“官告民”制度的建立
---------维护公民权利的制度

王学孟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人权、都离不开人权，但我们需要的人权却时刻面临国家权利的威胁，因此，我们只能求助于另一种制约性力量来消除这种威胁。本文仅在行政法领域做一点设想，既建立官告民的制度来约束这种威胁。以下对这一制度做初步探讨：
一、官告民制度的设计宗旨。
一切权力都公开或隐蔽地含有毒药。
—H•A，别尔嘉耶夫
如果你想保护人权，你就必须限制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并且确保这种权力受到持续的监督。
——托马斯•弗莱纳
在此引用上面两句话是为了引出本论题的宗旨，既最大限度地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保护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无论是行政法理论的控权论、管理论还是平衡理论，都把行政主体看作是抽象的执法者，很少考虑到行政执法过程中代表国家执法的个人，或把执法人员都推定为善良人或是一种工具，认为他们会严格依法办案。理论上的完美没有忽视了作为行政执法者的个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行政执法者的违法行为（不是滥用权力，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其被赋予的权力）没有打破完美的理论，但侵害了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我们不得不规范或是约束行政执法者。看看下面的例子，我们会更加认识到约束行政执法者的必要性。
例一：据《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报道，浙江省苍南县公安局一名警察的新戚（一无业人员）有一天到白沙中学强占正在上体育课的操场，被教师刘少屯制止。可该警察却为了替他的亲戚出这口气，以显示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于是就在1994年1月18日将刘少屯抓走，用烟头烫其额部，用警棍插入口中电击，以“流氓头子”罪名劳教3年。刘从1995年起告状3年，到1997年6月劳动教养期限届满时法院才审理，到1998年3月才做出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判决。不知这种劳动教养决定是根据什么样的证据、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做出的？这样的例子一个也许不足说明问题，但我们有没有必要再举上几个例子。
二 ．官告民的制度模式。
1、官告民制度针对的行政行为范围。司法审查的建立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是效率。我们可以在不打破原有制度设计的前提下营造一个“特区”，既官告民制度主要针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两种具体行政行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依照原来的程序处理。并且这里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针对的是公民个人，这样设计的理由以后再探讨。
2、法院里另设法庭专门负责官告民的行政案件，这一法庭有别于原来的行政法庭，它是为官告民而设立，可以起名为司法审查法庭。
行政主体在作出一项行政行为之后制作一副本移交司法审查法庭。
3、撤销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不服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权拒绝执行。
4、行政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5、法院进行审判。如果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合法，则具体行政行为就立即撤消。如果违法，那么法院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6、对没有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法院有义务进行审查，对有问题的有权提出司法建议。
7、官告民诉讼的启动。在行政主体执法过程中经公民提出官告民的请求，行政执法必须中止执行，除非紧急情况，官告民的司法审查立即启动。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执法人员不立即中止执法并启动诉讼，那么执法人员就必须负法律责任。
8、官告民的例外。应急行政行为可以在执行之后，行政相对人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9、为了关照行政执法的效率，司法审查必须具有效率。
10、诉讼费用由国家负担。

三．官告民制度的优越性。
（一）、完成公务员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理性回归。
公务员作为自然人，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个人，他们有自己的欲求，这是一种本能，我们不去褒贬它，但是要建立一种制度来约束公务员以次来防范他利用国家的权力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现行理论模式、制度模式过分依赖和依重国家权力，即把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设想成理性的，没有出现武断专横滥用权力的可能。单向性的强调行政特权和行政效率，突出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特征，行政权力的运用容易陷入失控的状态，这与行政民主、法治原则并不相符。将公民的个人权益完全淹没于社会公共利益中，使行政相对方的独立自主性无以立足，自主发展更没有可能。
（二）、树立司法的权威，优化诉讼制度。
官告民的制度很容易地把行政控制在司法领域，使人们能够更加积极地依赖法院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上级政府或是某个比较清廉的官员、或是某个更爱参天百姓的国家领导。在这种制度下公民积极地行使手中的权利，执法人员更加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政府机构及其公务员都相信法律的权威。
（三）、充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也称司法审查制度，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言下之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的，可以提起诉讼。但事实的另一面却是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认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违法或依申请才采取具体的行政措施，但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没有义务提起诉讼。这就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把诉讼的成本都抛给了行政相对人。
官告民的制度充分解决了上述存在的逻辑和理论上的混乱。如果政府认为公民违法了，它有义务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自己再违法一次之后让公民提起诉讼。
四．官告民制度对现行理论和制度的挑战
（一）、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挑战。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事实上是否合法，在未经有权机关确立违法或撤销之前，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必须予以尊重和服从的一种法律效力。官告民制度不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它只承认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即承认行政主体合法，行政程序合法。事实上的合法与否，需要经过法院判决来实现。
（二）、对执行力的挑战，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指已经成立并生效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对其内容予以实现的法律效力。官告民制度只承认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不承认事实合法性，所以行政行为的执行是待定的，只有经法院判决认为其合法有效才能执行了。
（三）、对行政复议的挑战，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官告民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有疑义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需经过行政复议。
（四）、对行政诉讼法的挑战，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一方是行政主体，而原告一方是行政相对人，而官告民制度则与此正好相反，两者相比，除了原被告地位变更和诉讼费用分担之外，其他制度可以保留。
五．官告民制度的必要性。
（一）、行政与司法的关系来看，官告民的制度有其必要性。
行政权是在自己的领域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来实施立法者推行了的某种法律价值，从而使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所要实现的社会形态在行政权管辖范围内从观念层面转成为现实层面；司法权则通过纠纷的处理来维护立法者者所要推行的法律价值，这里我们看到，行政权是从自己的利益视角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来实施法律价值的，它自己并不是有能够使法律价值得到完整实现的天然合理性和自我证明性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外界权力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确认立法者所推行的法使价值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实现，这就需要这一外界权力在进行了这种审查活动中具有终结性的权威地位，否则，这一权力对政权的审查结论就会永远处于行政权随时可以生疑的境地，能使价值的维护权从何谈起呢？这也是司法权在维护法律价值经享有　性权威地位的原因所在。
（二）、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必要改进。现行司法审查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法律关系的逻辑，把提起行政诉讼的义务加到了行政相对人的头上，为提起司法审查，行政相对人要浪费许多财力、人力、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即使行政相对人赢得了官司，其权利其实以经无法得到救济，特别是精神方面，人格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赔偿不包括精神损害。
六、官告民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以来都是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等同于司法，一级官僚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受本级司法机关的审查，此时，行政行为无疑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在这种体制下，要想行政行为得到进一步审查，得求助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因为上下级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以这种审查其实相当于现代的行政复议，在古代社会官告民的体制没有生存的土壤，即使是民告官也缺乏发展的土壤。
现代国家推行司法独立，为官告民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国行政法都规定了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允许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执法接受司法审查的理念被人们接受，并在司法活动中得到实现。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司法审查是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力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了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
现在保护人权的运动风起云涌，不仅是一国内部的事情，而且成了全世界的事情，一个国家如果在人权保护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它在外交上会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会得到制裁。官告民的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它迎合了全世界掀起的保护人权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