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
（2009年7月31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防治松材线虫病，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松材线虫病防治应当遵循属地管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综合防治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治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制定防控应急预案，落实防治工作责任和防治措施。
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下同）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上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建立具体监管制度，明确责任人员，履行松材线虫病防治相关职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交通运输、民航、铁路、广播电影电视、工商、出入境检验检疫、电力、通信、邮政等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治与检疫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省、市、县（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以下简称防治检疫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松材线虫病的检疫、检查、疫情监测、除治方案设计与技术指导以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及其毗邻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联防联治制度,共同做好联防区域内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跨市、县（区）范围的松林，其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有争议的，由争议双方所在地的共同上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下列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一）疫情监测、防治、检疫封锁经费；
（二）疫情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三）疫情防治日常工作经费。
省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安排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时，应当向松材线虫病防治任务重、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倾斜。
财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使用的管理，建立有效的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制度。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骗取、截留、挪用防治资金。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科技、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鼓励和支持相关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开展松材线虫病及其防治研究，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在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二章 检疫检查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调运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应当向调出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申请检疫，经检疫合格取得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运。调出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发放植物检疫证书的，应当同时将检疫情况告知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
单位和个人跨省级行政区域调运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单位和个人调运松科植物及其制品，应当在调运物品到达次日起五日内将植物检疫材料报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备案。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可以对调运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进行复检；复检不合格的，应当进行除害处理或者予以销毁。
第十二条 疫木不得调出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因当地不具备安全利用条件或者其他特殊情形确需向外地调运疫木的，应当报经省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批准。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疫情防治需要并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及其毗邻地区、重点预防区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立临时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点，对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进行检疫检查。
配备检疫人员的木材运输检查机构在检查（巡查）中，应当加强对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检查。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在非林区县（市、区）从事松木经营、加工的，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内报所在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经营、加工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健全检验检测和内部管理制度，建立购销、加工台账，防止可能染疫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进入市场。
第十六条 木材加工企业利用疫木加工板材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利用疫木造纸、制作人造板的，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从事疫木加工的企业应当在每年的安全期内完成对病死松木加工和加工剩余物的集中除害处理工作。安全期为每年的十月一日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媒介昆虫的羽化期作出适当调整，予以公告，并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除前款规定的疫木加工企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存放、使用染疫松科植物及其制品。
第十七条 电力、广播电影电视、通信等单位采购含有松木材料的物品时，应当将检疫要求列入采购合同条款。
从事电力、广播电影电视、通信等工程的施工单位，架设电力设施、广播电视网络、通信网络涉及使用松木材料的，应当事先将施工时间、地点通报所在地县（市、区）防治检疫机构。
施工单位在施工结束后应当即时清理用毕的松木材料，并按照防治检疫机构的要求进行除害处理或者销毁。
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对松木材料的清理、除害处理、销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第十八条 防治检疫机构的检疫人员有权依法进入车站、机场、港口、码头、市场、风景名胜区、林地、仓库、建设工地、木材经营加工和使用单位等场所进行松材线虫病检疫检查、查看有关材料和采样检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检疫人员执行检疫任务时，应当穿着检疫制服，出示执法证件。
第十九条 对进出境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和防治检疫机构应当按规定要求互相通报有关检疫信息。
第二十条 经检疫检查，发现染疫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所有人应当按照防治检疫机构的要求，在指定地点进行除害处理；不能进行除害处理或者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除害处理的，由防治检疫机构代为除害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除害处理费用由所有人按规定标准承担。
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对所有人的除害处理进行现场监督。
第二十一条 防治检疫机构在检疫检查时，对涉嫌违法收购、加工、运输、销售、存放、使用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经防治检疫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予以暂扣，暂扣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暂扣期满，经查实对具有前述违法情形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防治检疫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对不具有前述违法情形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防治检疫机构应当立即予以返还。
第三章 预防与除治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的监测工作，建立健全松材线虫病监测网络，配备监测人员，并对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域实行常年定点监测。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松树有异常情况或者枯死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当地监测人员报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有关监测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采样、鉴定。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部署和相关技术规程，根据下列分工，组织进行松材线虫病疫情调查，建立疫情调查技术档案，及时向所在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疫情调查情况：
（一）国有林场负责其经营管理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管理机构负责其管理范围内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四）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公共绿化范围内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五）交通运输、铁路部门分别负责公路、铁路用地范围内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第二十五条 松材线虫病发生区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疫情制定松材线虫病除治方案。
病死松树由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单位组织专业队伍按照松材线虫病除治方案和防治技术规程进行统一清理。
第二十六条 清理病死松树应当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者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协助做好病死松树的统一清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清理病死松树所需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由组织清理的单位按规定办理。
清理病死松树和为预防松材线虫病进行松林更新采伐的，其采伐指标在采伐限额内予以优先安排。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加强对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松树的保护，制定具体保护措施，防止松材线虫病传入。
禁止将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调入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加强对进入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其他植物的检疫检查。
第二十九条 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松林资源分布和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制定松林更新改造计划，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松林更新改造计划，促进森林健康。
对已经发生或者容易发生松材线虫病的公益林，可以采取合理的采伐方式和强度进行更新改造。
第三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古松以及其他有特殊保护意义的珍贵松林、松树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
松林、松树的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清除虫害木、衰弱木、雪压木、风倒木、火烧木等，并结合抚育间伐，有计划地更新改造松林。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未办理植物检疫证书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进行补检，补检合格的，补发植物检疫证书，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补检不合格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进行除害处理，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未向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备案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擅自调运疫木的，由防治检疫机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危害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调运的疫木，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进行除害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非林区县（市、区）从事松木经营、加工，未向所在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未建立购销、加工台账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利用疫木加工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疫木、加工剩余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在安全期内完成对病死松木加工和加工剩余物除害处理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限期进行除害处理或者销毁，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疫木加工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存放、使用染疫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由防治检疫机构没收染疫松科植物及其制品，并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未进行清理、除害处理或者销毁松木材料的，由防治检疫机构予以销毁，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规程对病死松树进行清理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将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调入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的，由防治检疫机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进行检疫。检疫合格的，责令改正；检疫不合格的，予以没收。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阻碍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办理相关检疫手续、进行除害处理、使用疫木等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以外，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依法承担松材线虫病防治职责的部门和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管理权限的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松材线虫病防治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违反规定的权限、程序核发许可证书和植物检疫证书的；
（三）骗取、截留、挪用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松材线虫病发生区，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由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鉴定确认发生松材线虫病的地区。
（二）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易发生松材线虫病，需要特别保护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有特殊意义的重点生态区域。
（三）疫木，是指染疫的松科植物、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内未经除害处理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2004年11月12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同时废止。
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孟奇勋
[内容提要]：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不仅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未予以明确规定，在学理上也较少引起关注。然而，这类保护由于此类实际问题（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的存在而不可避免。死者的名誉因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声誉等因素仍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因此对它的法律保护也显得很重要。在实际中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
[关键词]：死者名誉 法律保护 阻却违法事由
近几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案件不断传出，比较著名的有海灯法师养子范应莲、王洛宾的儿子、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等。最先提出死者名誉权问题的是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她于1987年起诉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小说的《今晚报》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案件受理后，有关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死者是否有名誉权？最高法院在回复中明确表示：“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权向法院起诉。”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这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新的课题，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在《解答》之五指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1]
一 、对死者名誉保护的学说
死者的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2]一个人生前追求的好的名誉，在死后能长时间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为人们所仰慕效仿，因此，一个人的名誉并没有因生命的消失而死亡，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保护的依据是什么？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名誉权说。这种观点 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身体权等这种观点被我国一些法院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近亲属基于死者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1988）00字号第52号复函中指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保护。
第二，准名誉权说，此种观点认为死者不能像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身体权，因此不能基于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但为保护死者生前利益，可适当参考胎儿利益的规定，视死者为生存，享有准名誉权，其名誉不容损害。[3]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名誉权，而是由法律创设的，不可由死者享有。
第三，死者遗族利益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的规定，将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延伸到死者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哀思，是生者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光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故其名誉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遗族利益，其近亲属也会因死者名誉的受损而感到愤怒、痛苦抑或不安，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或利益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4]
第四，死者名誉说。此种观点区别了名誉和名誉权的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随自然人的消亡而消亡，而名誉作为社会对某人的评价并不会因其死亡而立即灭失，还可能在社会成员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对死者的名誉也应视以同样的保护。[5]
二、与有关学者的商榷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二种观点都肯定了死者享有民事权利。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也容易导致民法理论的自相矛盾，在法律上，不可能有无主体的权利，死者既然不是权利主体，也就当然不享有名誉权。准名誉权认为死者不具有权利能力，却又享有法律创设的准权利，这本身就有牵强之嫌，也是与主体制度相矛盾的，故无国多数学者不同意此两种主张，死者遗族利益说是我国民法界的主流观点，但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从实践中看，损害死者的名誉与其近亲属的名誉的受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更何况如果死者没有近亲属，就更谈不上对近亲属名誉的影响问题。其次，从举证责任上看，“谁主张，谁举证”，死者遗族必须有充足理由证明自身名誉因此而受损，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也就很难说明被告的侵权行为早成对遗族利益的毁损。而名誉说认为保护的是死者生前利益的延伸，它固然做到了对死者名誉的周全保护，但对死者家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公益的破坏却缺乏有利的保护措施。
笔者个人认为，死者无人格权，故不存在所谓对死者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的保护。基于死者而产生的人格权纠纷，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对待：
第一，侵权行为损害死者亲属的利益。此时，权利主体是死者亲属。在学理上，非财产损害依损害行为是否直接触及加以区分．可分为直接的非财产损害与反射的非财产损害，反射的非财产上损害，倘依法得请求赔偿时，赔偿请求权人所请求赔偿的乃是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与损害，而非替他人主张权利。[6]侵害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间接地侵害到死者的亲属，导致了死者亲属的精神痛苦，从而侵犯了死者亲属的人格权。所以，此时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亲属的人格权，并不是死者本人的人格权。在行使诉讼时，诉权主体也就是死者亲属本人，实体权利主体与诉权主体是统一的，并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难点。最高人民法院(1988)民他字第52号复函及(1990)民他字第30号复函中均认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依法保护，但实际上案件中提起诉讼的又是死者的亲属，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第二，对死者生前人格利益予以侵害的行为可能同时损及社会公共利益，此时，应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而提起权利请求和诉讼主张。这时便涉及行使权利的代表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任何个人，任何机关、组织均可行使；执法机关亦可在其认为必要时主动干预。
总起来说，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质言之，法律对死者“人格”的保护主要是从维护公序良俗及保护现存社会关系参与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两者一方面统一于整体的权利保护体系中，另一方面又有所区别。比如，为社会利益的保护．可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诉权主体的限制；而死者亲属的权利的行使，则可能受到法律规定的期限的限制且只能由权利受到侵害者本人行使。
三、对死者名誉侵害的具体行为
在实践中，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主要表现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两种。
（一）直接方式：即以直接毁损的方式强加与死者尸体，使其物理方面的特征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类行为主观上多为恶意，不仅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也造成对死者名誉的严重损害，主要有以下表现：
1、故意损害尸体。如吉林省深江市某宫姓公民先后两次切割女性尸体的乳房、生殖器，以满足变态的性欲。另外，一些人为泄私愤，将某人的尸体进行当众鞭打，或剥光衣物以示羞辱，都构成对其名誉的侵害。
2、非法利用尸体。某些医院在没有得到死者生前同意或其近亲属同意，利用公安机关委托解剖尸体鉴定之机，进行教学，擅自摘取内脏制作教学标本或是将尸体上的器官高价出售给病患者以谋取私利。
3、盗墓盗尸行为。我国传统认为“入土为安”，因此任何对坟墓进行损坏或盗墓盗尸行为都被视为大忌，对死者的名誉也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死者遗族利益和社会公德。
4、其他的侵害尸体的行为，如非法陈列尸体、殡仪馆错误火化尸体，不准尸体入葬等。
（二）间接方式。即不给尸体以实体的损害，但以抽象的方式造成死者名誉的降低等。主要包括侮辱、诽谤、揭露隐私等行为。
1、侮辱行为。即用暴力或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主要有语言侮辱和文字侮辱。语言侮辱是用语言对尸体进行辱骂，使尸体蒙受耻辱，名声败坏。行为作出一定的姿态表演有辱尸体名声的，也属此列。文字侮辱是通过书写文字、图形对尸体进行的侮辱，如书写、张贴大字报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只有侮辱造成一定影响后，才能认定为侵害受害人名誉的行为。“一定影响”即指影响受害人在公众中的社会评价。
2、 诽谤行为。即因过错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期特点是捏造虚假事实并予以传播，若所言属实，则只能视为批露事实，可能侵害到他人的隐私。对死者的诽谤多表现在对其生平进行造谣生非，影响其社会公众评价。[7]
3、揭露隐私。即揭露死者生前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中的一些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事情，造成死者社会评价的降低，一般构成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但新闻工作者依职权对死者生前进行评价的，不在此列。
四、侵害死者名誉的法律责任
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其责任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返还、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追究责任上应采取特殊诉讼方式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61条规定：“公民死后，其名誉受到侵害，使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其他有关人员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可以提起诉讼。”当然在死者没有近亲属时，人民检察院可作为诉讼主体来维护死者名誉。下面对这几种责任方式分别阐述。
（一）停止侵害。死者近亲属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正在进行的侵害。例如对具有诽谤性的书刊正在发行，有权要求停止发行或予以销毁。应当指出的是，停止侵害还包括防止侵害，即阻止某些即将发表或传播的诽谤性作品，此种请求权的行使对防止损害的发生十分必要。
（二）返还。在某些情况下，对尸体名誉的侵害还涉及到对死者身体的损害，死者近亲属得行使返还请求权。有学者认为“公民死之后，其所有的尸体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他人损害以及非法利用该尸体即为侵权。”[8]即把尸体作为一种特定的“继承之物”，它不同于一般财产返还请求。
（三）赔偿损失。非法使用尸体的，应向死者的近亲属进行经济赔偿。非法移植死者器官的，应按移植器官的一般补偿标准进行赔偿。非法利用尸体进行教学、科研的，也应予以赔偿。如果因侵害死者名誉而给死者的近亲属造成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的，应给予近亲属以精神损害赔偿。[9]
（四）恢复名誉。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再成死者生前名誉的毁损，只有令加害人承担恢复名誉之责，才能彻底根除损害名誉的直接后果，在适用这一形式时，应当注意（1）必须证明加害人的行为让死者名誉受损。（2）恢复名誉的具体措施视侵害行为及造成后果来决定。（3）适用应当及时。
（六）赔礼道歉。可采取口头方式，也可用书面形式，刊登于报刊上或张贴有关场所，主要是对死者的一种慰藉，使其受损的名誉得到恢复，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对死者近亲属的安慰。
五、侵害名誉的阻却违法事由
阻却违法事由是指，某些行为虽侵害了死者的名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将其视为一种合法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行为经公民生前同意。即死者生前以遗嘱或其他方式明确作出自愿承担某种损害后果的意思表示。例如公民生前表示死后将遗体用于科学研究事业，其近亲属不得主张返还、恢复原状等。死者生前的同意作为阻却事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死者生前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可以单方声明，或是签订免责合同等，但必须明确表示，不得适用推定。第二，必须是出于资源，凡因欺诈、胁迫、趁人之危、重大误解等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视为同意。第三，行为人的行为必须限定在同意的范围，例如死者生前表示捐献角膜，但行为人却趁机摘除其他器官、组织，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内容真实。指行为人言词的主要内容真实，符合实际。根据德国法，原告要行使恢复名誉的请求权，被告要免除其责任，就不许证明其言词是真实的。[10]在实践中，有关机关或个人基于扬善惩恶，对死者生前事情作客观、公正的评价，只要非恶意散布有损死者的言论，不构成对名誉的侵害。但如果擅自揭露他人隐私或无任何根据而大肆指责他人的道德品行方面的严重问题，则可能发生侵害名誉与侵害隐私的竞合，不能据此作为抗辩事由。
（三）正当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属新闻自由的范畴，它是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死者生前的恶行大加批露，以警示后人，只要主要事实符合客观实际，善意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而非故意地贬损死者的名誉，即使个别细节上稍有失真或遣词造句不当，一般不认定为侵害死者名誉。
注释：[1]参见《人民法院案例》（总第三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版，第97页。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3]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第134页。
[4]王利明，杨三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5]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第57页。
[6] 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7]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1期，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