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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登记的物权对抗效力

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 马英杰

摘要：机动车注册登记、转移登记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虽然我国相关法律、行政规章对机动车登记采用强制登记，但此类登记不是所有权权属登记而是行政登记，是为了加强车辆管理及道路交通管理而作出的规定；有人认为机动车辆作为特殊的动产其物权变动应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权利人的确定以车辆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未经登记不产生权利取得、变动的效力；后种意见中还有两种争议，一是机动车登记生效主义即不登记不发生所有权转移，一则是机动车登记对抗主义即登记并非机动车物权转移的法定条件，仅是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机动车登记性质问题争议，2007年3月16日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有了进一步明确规定，本文着力对机动车登记的物权对抗效力理论做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机动车登记 物权转移 善意第三人 对抗效力
一、机动车登记为物权登记
1990年11月28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曾给陕西省公安交通警察总队作出的《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认为：机动车辆产权的转移有特殊要求，即必须经过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向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手续，未履行以上二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2000年6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给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的复函中认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道路行使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 机动车所有权从出卖方将机动车交付给买受方时起转移（1）。那么机动车登记究竟仅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道路行驶的登记，还是一种物权登记或者二者意义兼而有之呢？笔者认为机动车登记具有双重意义。
有人认为机动车登记包括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和注销登记五种类型。其中，除了抵押登记具有物权变动的效力之外，其他四种类型的登记均不属于物权登记，不是机动车物权设立、转移、变更或消灭的生效要件或对抗要件。机动车物权登记与机动车行政管理登记（2）。 笔者认为上述认识是片面的，机械的，其没有正确理解机动车登记所具有的法律方面的双重意义，除抵押登记具有物权变动效力之外，注册登记和转移登记也属于物权登记，且具有机动车物权设立、转移的对抗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第九条： 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该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而且还是一种物权登记制度，这是一种所有权登记，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登记。如果不是所有权登记，为什么在申请登记时要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为什么在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时，要进行转移登记？如果仅仅是道路行使管理的登记，那么，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时进行转移登记就毫无必要。
“动产中的准不动产，因其以登记为物权变动条件，故不宜适用占有推定规则。这即是动产适用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例外。换言之，法律中对于个别价值较大且便于登记的动产，如汽车、船舶，在物权变动上以登记为生效或者对抗要件，其不宜适用占有权利推定规则，而应当与普通的不动产一样适用登记的推定力”（3）物权法采取的立法模式大体上是继承了我国民法原有的立法模式，采取的是折衷主义，不动产的公示为登记，动产的公示为交付，经过公示后，物权才能发生变动的效果。由于准不动产的价值大小不一，对其无论是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还是以交付为公示方式，都不能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流转关于交易安全和迅速的要求，所以对于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物权法以交付为物权发生变动的要件，以登记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依据物权理论以及《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登记有两种效力，一种是物权生效的效力，另一种是对抗效力，前种效力的登记为设权登记，即不登记不产生物权效力，如房屋买卖、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后一种效力的登记则为证权登记，该登记不是物权产生的条件，而是物权的证明，物权对抗的依据，机动车登记便是此种登记。因此，根据登记效力的不同，也将物权登记称为物权生效要件或者对抗要件。虽然效力上有所区别，但这两种登记都属于物权登记。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物权法》规定的机动车登记具有物权登记的法律属性。
二、机动车登记具有物权对抗效力。
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变动物权的法律行为，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行为，如果不涉及其他人的利益或者说对于他人的利益已给予了足够的保护，法律也就不应当加以干涉，包括对其形式上的强制。绝对权与相对权不同，它使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对抗一切人的权利。因此，只有依一定的方法让第三人知道权利的存在，才能使第三人负不得侵害或干涉的义务，也才能使第三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的后果，以采取避免措施（4）。有人认为“我国的汽车登记采生效要件主义”（5），对此意见，笔者不能苟同，我国机动车登记系证权登记，而非设权登记，并非采取生效要件主义。关于机动车登记效力，在肯定登记属于物权变动的前提下还存在理解问题。一种赋予登记行为本身以绝对效力，即不管过户登记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也不管是否存在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登记均产生物权变动效力；另一种主张登记的公信力，如果登记簿的记载不能反映实际的物权状况，那么真正权利人有权要求涂销或更改登记簿，但是，真正权利人不得对抗善意之第三人。笔者认为机动车登记具有公信力，产生的是善意第三人物权对抗效力，对于其内部关系而言，仍是一种相对权，而非对世权。就机动车的注册登记而言，现实中有多种形式的挂户车辆，致使物权名实不符，那么如何确定机动车的所有权呢？甲出资购买车辆以乙的名义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双方有明确约定权利义务由甲享有和负担。此种情形下，如乙主张该车的所有权，应该如何处理呢？显然，该机动车虽然登记设立乙为所有权人，但乙并不享有该车所有权。如乙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车辆卖给丙（丙不知该车实为甲所有，相关手续齐全），向丙交付车辆，丙支付价款给乙，甲知道后向丙追要车辆，向丙主张该车所有权，此种情形之下，丙取得了该车的所有权，享有该车登记的物权对抗效力，丙已成为该车的所有权人，甲便不能够再从丙处主张到该车的所有权。接下来，丙得到该车后，并未去车辆管理部门进行车辆转移登记，车辆档案仍然登记为乙所有，乙将车辆从丙处借出又将该车卖给丁（丁不知该车实为甲所有，，亦不知丙已买了该车），丁支付价款给乙，丁持有关手续向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了车辆转移登记，丙向丁主张该车所有权，又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乙丙之间转让车辆所有权未经登记，乙丁之间转让车辆所有权进行了转移登记，乙丙之间的行为无论在先在后，均不能对抗乙丁的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效力。公示的物权状态与权利的真实状态不一致，法律也对因信赖该公示的第三人所取得的权利予以保护，即因信赖公示而从非真正权利人取得的物权可以对抗在先取得权利的真正的权利人的权利。这就是物权的公信原则。可见，公信原则的效力一方面在于使社会一般人相信依公示方法公示出的物权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使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示的物权可以从非权利人处取得物权，以保护交易的安全。
三、机动车登记物权对抗效力在处理挂户车辆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意义。
《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有了《物权法》的明确规定，挂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尽管被挂户人仅是名义车主或者说是法律意义上的车主，但其应当依法与挂户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相应连带法律责任，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不能对抗第三人，但是被挂户人向受害人承担法律责任后，可依据挂户协议约定向挂户人追偿。
对于车辆买卖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如违反规定未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同样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汪治平
（2）《浅议机动车的物权登记制度》温世扬 周?《法学评论》2006年第5期
（3）《物权法草案中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两个问题》程啸 尹飞《人民法院报》2006-04-05
（4）《物权登记应采对抗效力的几点理由》郭明瑞《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5）《汽车登记效力探析》华东政法学院• 高富平 孙维飞
作者：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 马英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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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运五环案原告资格与标志权利的研究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王中


内 容 摘 要

在奥运五环案的两审判决中，有两个法律问题的认定理由值得商榷。其一，国际奥委会的授权，能否使中国奥委会具备了原告资格，这涉及原告资格转移的诉讼法问题。其二，本案诉讼标的五环标志在法律上属于哪种权利，这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标志的法律权利归属，无疑这是个身份划定的大问题。
关于中国奥委会原告资格，法院判决基于国际奥委会的诉讼授权与保护实体授权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法院对商标专用权与标志专有权的案件定性，也不能证明中国奥委会具备原告资格。中国奥委会具备原告资格，理由应当是被告侵害了中国奥委会享有对五环标志的“特别许可有偿使用权”。
关于五环标志的法律权利与保护，五环标志权利不应作为商标权保护，划归标志权又太笼统。本文创设“可商业化标志”概念，有利于把此类标志在商业使用方面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扩展开来，为完善我国对标志的法律保护，应积极参加国际条约并修改《特殊标志管理条例》，为制定标志法做准备。(本文或2002年中国知识产权协会优秀奖)


对奥运五环案原告资格与标志权利的研究

中国奥委会诉某公司“奥运五环案”，历经五年，在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举办城市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判决。该案被某日报称为“涉及五环标志的侵权案件，不仅是中国第一案，也是世界第一案”①。但两级法院对原告资格与五环权利的判决认定及其理由，值得商榷。
基本案情与问题
１９９６年初，金味公司开始在其生产销售的“金味”麦片产品包装上使用奥林匹克五环标志。１９９７年底，中国奥委会作为原告，以金味公司未经许可使用奥林匹克五环标志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１９９８年底，一审法院判决原告中国奥委会胜诉。判决认为：中国奥委会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授权，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五环标志已经在中国进行了商标注册，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被告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４月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侵犯的是五环标志的专有权，维持了一审对中国奥委会享有原告资格的认定。
该案历经五年，判决结果对已经申奥成功的北京来讲，无疑具有判例意义。但在法律界，本案的两个法律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国际奥委会的授权，能否使中国奥委会具备了原告资格？二是奥运五环标志属于何种法律权利？前者涉及原告资格转移的诉讼法问题，这尤其会对涉外案件的立案带来许多影响；后者涉及对广泛存在的标志的法律权利归属，无疑是身份划定的大问题。
关于中国奥委会的原告资格
本案中，中国奥委会能否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国际奥委会代理人的身份起诉？如果中国奥委会只能以国际奥委会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本案将面临着不得不撤诉或被法院驳回起诉，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奥委会及其代理律师最不愿看到的；如果中国奥委会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判决所依据的国际奥委会授权，不能证明中国奥委会现有原告资格。
两审判决认为，中国奥委会的原告资格来自国际奥委会的两个“授权”。一
是国际奥委会授权中国奥委会起诉资格的诉讼授权，二是《奥林匹克宪章》赋予各国奥委会保护五环标志权利的实体授权。前者诉讼授权证据是国际奥委会的《授权证明》：“同意中国奥委会以自己的名义，对未经授权使用奥林匹克会徽与奥林匹克有关的标志和名称的行为提出适当的诉讼”。后者实体授权，法院认为来自于《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各国奥委会必须采取步骤防止上述规则或附则使用奥林匹克标志”。判决“应当认为，国际奥委会是将在中国保护的五环标志的实体权力赋予了中国奥委会”。
我认为判决的两种理由，尚不能证明中国奥委会具备了原告资格。首先，
国际奥委会的诉讼授权是无效的。这种授权实质上承认了国际奥委会应当是原告，国际奥委会把原告资格授权转移给了中国奥委会。而在法律上原告资格是不能通过约定授权转移的，因为原告起诉资格，是一种基于身份的诉讼权利能力而不是诉讼行为能力。在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都对此采取了法定主义，原告的资格可以因法律的特别规定让渡（法定的诉讼担当②），但不能进行约定转让。
其次，第二个授权理由认为，《奥林匹克宪章》赋予中国奥委会保护五环标志的实体权利，这也是中国奥委会取得原告资格的依据。这种理由是说不通的。 “保护五环的权利”与“享有五环实体权利”是两种不同的实体权利，保护人可以是许多个不特定的人，实体权利人却是特定的人，两者不能混为一体。众所周知，监护人享有保护的实体权利，但没有原告资格。同样，五环的“保护资格”不能导致五环权利的原告资格。
2、两审判决的侵权定性也不能证明中国奥委会享有原告资格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侵犯的是原告商标专用权。判决书认为：“五环标志已经国际奥委会在中国注册为商标。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事实，原告在本案主张的，是国际奥委会五环标志的商标专用权。”这里的问题是，第一，我国《商标法》明文禁止把国际组织的会徽标志作为商标注册，五环的商标注册违反了《商标法》，是无效的。第二，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奥委会本身始终没有把五环作为商标使用，被告金味公司作为装潢也没有作为商标使用。第三，商标专用权应当属于注册人国际奥委会。因此，商标专用权的思路遇到了法律障碍，不能得出中国奥委会享有原告资格的结论。一审商标专用权的定性是不正确的，应当跳出商标专用权的思路。
二审判决认定被告侵犯的是五环标志专有权。侵犯的是国际奥委会的五环标志专有权，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中国奥委会是否对五环标志也享有专有权？法院在判决侵犯什么权利的同时，还应告诉人们侵犯的是谁的权利。按二审判决的结果，二审法院或许认为，中国奥委会对五环标志也享有专有权，而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定：“五环标志的一切权利完全属于国际奥委会”，“为任何广告、商业或营利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志，必须严格地只属于国际奥委会③。”这明确否定了五环标志的共有观点。所以说，专有权的思路，也不能得出中国奥委会享有原告资格的结论。
3、对本案原告资格的探究
中国奥委会曾以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境内的代表为由，主张享有原告资格（没有被法院认可）；还有的人认为，中国奥委会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会员，可以享有原告资格。这些理由看似有理，实际是都不了解起诉资格与实体权利资格的统一性。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只有实体权利人本人享有原告资格，靠约定或推理是不能赋予原告资格的。
那么，中国奥委会到底有没有原告资格呢？有。
在本案中，五环标志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见本文后述）。被告金味公司未经合法许可使用了五环标志，构成这侵权。未经合法许可使用是本案侵权的核心条件，其侵犯的是“许可使用权人”的实体权利。五环标志的许可使用权人是谁呢？在中国，是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奥委会。中国奥委会对五环标志在中国境内享有“特定许可有偿使用权”。该特别许可使用权,是《奥林匹克宪章》赋予的实体权利，不等同于享有专有权（两者处分权的范围与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如中国奥委会对五环标志的许可使用是特定的、有条件的，必须符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但它完全符合实体权利的条件，是一种实体权利。实体权利的转移，如货物的买卖、合同权利的转让、专利权的转移能够导致原告资格相随转移。我国《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肯定了特殊标志使用权人可以起诉侵权人。根据以上逻辑推理，本案侵害的对象就是来自于国际奥委会转让的、中国奥委会所享有的特别许可有偿使用权。因此，中国奥委会具备了原告资格。
关于五环标志的法律权利与保护。
五环标志属于何种权利范畴，各方面有不同意见。
有的观点认为，五环标志属于商标，应按商标权保护。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持这种观点，理由是五环标志已在中国商标局按商标注册。这种理由，是以行政主管机关国家工商局的行政许可为根据的，但法院没有依据《商标法》进行司法审查，法院不应当以此为判决依据。我不认为，注册人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观点是五环属于商标权。国际奥委会把五环作为注册商标保护，只是权宜之策，我国对五环标志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才是这个案件的焦点（我国也没有加入《保护奥林匹克会徽内罗毕条约》）。撇开法律规定，五环标志的多方面特征是商标所不能涵盖的，按商标权保护是不全面的。
有的观点认为，五环标志属于标志，应按标志权保护。二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持这种观点。二审判决把五环标志认定为标志权，这对解决本案来讲，是比较超脱的好办法。遗憾的是，该判决对标志权的法律保护条件没有深入说理论证。
还有的观点认为，五环标志属于知识产权。该观点把五环标志权利都纳入
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把所有的徽志都划归到知识产权保护④。应当说，这种说法太武断了，有的徽志如国徽没有任何“产权”含义。五环标志虽然在商业使用时所含有的商业信息具备了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知识产权，但这只是标志的一个方面。
本文认为，五环标志属于“可商业化标志”，在商业使用时应按照商业标
志（知识产权）保护。创设“可商业化标志”概念，是为了解决类似五环标志在商业使用时法律保护的模糊问题，相比划归标志权的笼统说法更具体清晰。标志有不同的分类，从法律保护的目的出发，可以按标志的商业性质分三类：纯粹商业标志，如商标；可商业化标志，如北京申奥标志；非商业标志，如国徽、联合国会徽、红十字、警示标志、公路交通等标志。五环标志同时具有商业和非商业两个方面特征，属于可商业化标志。这类标志越来越多，如申奥标志、运动会标志、大型会议标志，都同属于可以用于商业的非商业标志。
可商业化标志在用于商业时，应视为商业标志，适用有关商业标志的法律规定来保护。商业标志是相对独立的一种知识产权客体，在1967年《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关于知识产权的形式列举“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把商业标志权作为一大分类，属于识别性标志范畴⑤。我国参加了该国际条约，即使国内法中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应当说我国法律对此是认可的。在国内法中，德国的《商标及其它标志权利法》保护的标志权利包括商标、商业标志、地理来源标志。其中，商业标志分公司标志和作品标题，德国把商业标志作为独立的权利来立法保护⑥。美国司法实践中把商业标志分四类，其中通用标志不具有识别性不予保护⑦。虽然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有的国内法没有明确可商业化标志，但按动态解释方法，把商业标志作扩充解释，包含可以用于商业使用的其他标志是符合知识产权的发展要求的。退一步讲，如果商业标志不能包含此种权利，可以划归“商品化权”（商品化权是指将能够产生创造大众需求的角色或角色特征，用于商品上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⑧）。
对于可商业化标志，在非商业目的使用时，应依照其章程与相关法律规定保护。对可商业化标志的非商业使用的法律保护，这个方面是个难题。原则上，只要没有违法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应当尊重标志权利人作出的保护规定。如五环标志的非商业使用，应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处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因这方面规则是权利人自主规定的，应先行法律审查，比如中国奥委会、北京申奥善后办、第29届奥运会筹备办联合发布的《保护北京申奥委和国际知识产权有关问题的公告》，规定任何对五环标志的使用都必须由中国奥委会报经国际奥委会同意后施行，这个规定排除了新闻报道等法定权利，是不适当的。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机构名称、徽标等标志使用管理暂行规定》中也有类似不合理的规定。
从本案法律适用角度讲，五环标志没有在中国国家工商局注册为特殊标志，应当说是个失误，奥运五环案的判决只好参照而不能直接适用国务院颁布的《特殊标志管理条例》。有人主张适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的干脆主张适用《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作判决法律依据⑨。由此可见，我国对标志权的研究与法律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标志的立法保护是不成体系的，没有统一的法律原则，似乎
也没有较为鲜明的国家政策。比如，对标志进行法律保护是否以行政登记为前提？我国既有对特种标志的单独立法，如《商标法》、《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测量标志保护条例》、《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关于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定》、《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定》，也有对某类标志的统一立法，如《特殊标志管理条例》。但是立法交叉保护之中，仍有法律空白，如《特殊标志管理条例》保护标志的范围，必须属于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社会公益活动，并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登记的特殊标志，这个范围是较小的。本案的五环标志就是一例。截止到去年底，受理特殊标志的登记申请才有256件⑩。类似的许多国际组织标志也是没有在中国登记，但很少有人认为它们不是特殊标志不应保护。问题显而易见，这些驰名标志不能受到该法规的保护就是个大漏洞。对标志进行法律保护，既要积极参加国际条约，如《保护奥林匹克会徽（内罗毕）条约》，又要加强对标志的国内立法。我国对标志权立法保护，最好有一个总的法律统领，近期目标应以修改《特殊标志管理条例》为核心，扩大到一般标志保护，远期目标是制定《标志法》，与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共同组成保护标志的法律体系。
尾言
本案一审时，何振梁先生曾说：“这场官司一定要打赢，它的教育作用比我们做多少宣传都要大⑾。”北京在申奥报告中，也曾专门做了法律部分的承诺：“一旦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将切实履行主办城市与国际奥委会所签订的合同，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包括对国际奥委会所享有的奥林匹克五环标志、口号、会歌、会旗及其赞助商权益的保护，防止隐性推销和不正当竞争⑿。”2001年9月19日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五环夜话节目讨论了五环标志的法律保护问题.伟大的奥运会，当然包括对奥运知识产权的保护。借全国关注奥运的热情，清理侵犯奥运知识产权的行为，防止隐性推销，将大大促使全国保护知识产权自觉意识的提高，也将推动我国相关知识产权法的发展。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