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02 05:21:19 浏览: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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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
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
财税〔2010〕64号
北京、天津、大连、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厦门、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深圳、重庆、四川、陕西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商务主管部门：
为了进一步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就离岸服务外包业务营业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对注册在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大庆、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合肥、南昌、厦门、济 南、武汉、长沙、广州、深圳、重庆、成都、西安等2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企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是指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企业根据境外单位与其签订的委托合同，由本企业或其直接转包的企业为境外提供本通知附件规定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或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从上述境外单位取得的收入。
三、2010年7月1日至本通知到达之日已征的应予免征的营业税税额，在纳税人以后的应纳营业税税额中抵减，在2010年内抵减不完的予以退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
享受免税的服务外包业务具体范围
一、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
（一）软件研发及外包
类 别
适用范围
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
用于金融、政府、教育、制造业、零售、服务、能源、物流、交通、媒体、电信、公共事业和医疗卫生等部门和企业，为用户的运营/生产/供应链/客户关系/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计算机辅助设计/工程等业务进行软件开发，包括定制软件开发，嵌入式软件、套装软件开发，系统软件开发、软件测试等。
软件技术服务
软件咨询、维护、培训、测试等技术性服务。
（二）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
类 别
适用范围
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
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产品设计以及相关技术支持服务等。
测试平台
为软件、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的开发运用提供测试平台。
（三）信息系统运营维护外包
类 别
适用范围
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
客户内部信息系统集成、网络管理、桌面管理与维护服务；信息工程、地理信息系统、远程维护等信息系统应用服务。
基础信息技术服务
基础信息技术管理平台整合、IT基础设施管理、数据中心、托管中心、安全服务、通讯服务等基础信息技术服务。
二、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
类别
适用范围
企业业务流程设计服务
为客户企业提供内部管理、业务运作等流程设计服务。
企业内部管理服务
为客户企业提供后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审计与税务管理、金融支付服务、医疗数据及其他内部管理业务的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管理、数据使用的服务；承接客户专业数据处理、分析和整合服务。
企业运营服务
为客户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服务、为企业经营、销售、产品售后服务提供的应用客户分析、数据库管理等服务。主要包括金融服务业务、政务与教育业务、制造业务和生命科学、零售和批发与运输业务、卫生保健业务、通讯与公共事业业务、呼叫中心、电子商务平台等。
企业供应链管理服务
为客户提供采购、物流的整体方案设计及数据库服务。
三、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
适用范围
知识产权研究、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和测试、产品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分析学和数据挖掘、动漫及网游设计研发、教育课件研发、工程设计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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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主要体现在立法步伐明显落后、法律内容保守欠缺以及法律体系不够融贯。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弥补。
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从中归纳出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进行现实的法律构建与制度完善，以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在此意义上，分析并研判立法的缺憾与不足，并依据科学立法的理念与原则完善现行的立法与制度，无疑应当是法学研究的一个内含之义。当代生命法学研究就内含了这样的要求。当前，伴随着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越发关注，生命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凸显了出来。研究当前我国生命法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完善策略，以更好地适应人们生命健康及生命尊严保障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代生命法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生命立法的现状
生命法就是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作为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生命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使命在于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和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我国生命法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障的立法规定。但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立法则是自晚清和民国时期才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法统的废止则使得生命立法一切从零开始，在经历了“文革”对法制的严重破坏之后，我国生命立法自20世纪80年代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起步。自改革开放以来，以1982年宪法有关“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为指针，我国先后制定了数百件生命法律法规与规章，而地方生命立法也开始起步，其范围广泛辐射至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母婴保健、传染病防治、职业病防护、环境卫生、基因工程、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尸体解剖、殡葬、国境卫生检疫、食品卫生、医疗监督、药事管理、化妆品管理、体育保健、精神卫生及动物实验等众多领域。例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献血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尸体解剖规则》、《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及《宁波市献血条例》等在内的数量繁多的生命/生物法律、法规与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生命法不仅包含了以上生命健康保障专项立法，而且也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诉讼法与国际法以及社会组织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众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2]以及众多的生命健康保障标准和操作规程 [3]与伦理指导规范 [4],甚至还包括一些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5].这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对于保障人们生命健康以及生命尊严的关注和重视。
二、我国生命法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这些缺憾与不足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保障法治化的步伐以及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总体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主要显现出了以下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立法步伐明显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一直遵循救济性立法思路，在立法目的上强调事后救济而轻事前防范，主张采取积极、谨慎的方式，严肃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不成熟或没有把握的，不勉强制定。 [6]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下，我国各部门法的建设均显现出了很强的滞后性，生命法也在其中。在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立法步伐落后于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法律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立法则是立法者应因社会需要创制和修改法律的活动。为此，立法应当以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来适应社会需要为己任，应当保持对社会发展的高度敏感性，尽量使法律的创制或修改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但在我国生命立法领域，立法的步伐不仅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甚至很多情况下都远远落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以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为例，尽管我国第一例器官移植自20世纪60年代即已出现，且到21世纪时无论在移植数字、开展移植的单位以及移植效果等方面都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却一直到2006年才出台。 [7]立法上的这种落后不仅直接导致了诸如1998年的“窃取角膜案”、2006年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行唐事件”等案件以及大量涉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事案件发生，给司法操作带来了严重的困惑与混乱，而且也使得相关技术迟迟得不到有力、有效的规范，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而实际上，生命立法在我国立法建设方面的落后显然并不及于器官移植这一个领域，基因科技的立法规范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了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经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 [8]而在辅助生殖方面，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掌握了人工授精及胚胎冷冻等技术，而相关的法律问题亦已随之出现。1983年，湖南医科大学首次用冷冻人类精液成功地进行了人工授精，婴儿顺利诞生；1986年，青岛医科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人类精子库。但我国在有关这一方面的立法却迟迟没有什么进展，直到2001年2月，卫生部才制定和发布了《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部规章，使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及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这两部立法的到来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相比，无疑已经迟到了近20年。 [9]不仅如此，在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而医学临床需求不断变化以致现有规章已难以适应技术进一步发展需要的背景下，我国迄今未对现行规章进行修改，以致面对各种代孕现象在各地的嚣张，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无法有效应对。此外，在脑死亡判定标准、人体医学实验、医学美容整形（如在断骨增高、换脸等方面）、药害救济、罕用药保障、手术戒毒、骨髓捐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化引导与规范等方面，相关的法律需求已经出现，甚至部分负面问题也已经层出不穷，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立法却始终都处于空位或滞后的状态之中，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性显而易见。
2.立法步伐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生命立法步伐不仅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步伐也明显落后。这一点，无论是从生命立法的起步上，还是从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步伐上，我们都不难看出其端倪。
首先，从生命立法的起步来看，我国生命立法的起步是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如，英国早在1601年便制定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资产阶级生命立法，其影响最为久远，多达300余年；1848年，英国又制定了《卫生法》，1859年公布了《药品食品法》，1878年颁布了《全国检疫法》，以后又逐步制定了《助产士法》、《妇婴保健法》、《精神缺陷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卫生和安全法》等。日本从1874年开始建立了医事制度，制定了《医务工作条例》，1925年颁布了《药剂师法》，1933年颁布了《医师法》、《诊所管理规则》，1942年制定《国民医疗法》，1948年制定了《药事法》、《医疗法》等。而美国纽约市早于1866年就通过了《都会保健法》，1902年又制定了有关生物制品的法规，1906年颁布了《纯净食品与药物法》，1914年制定了《联邦麻醉剂法令》等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命立法更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国家都进一步加强了本国的生命立法，使得生命立法成为一个涉及医学卫生管理、临床医疗、食品卫生、精神卫生以及器官移植等多个领域的部门法。
其次，就多数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而言，我国也远较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以基因方面的立法为例，美国早于1976年6月就已经颁布了《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有关重组DNA技术进行了严格管理，并到1983年时已对该准则进行了5次修改，其对DNA分子研究的规制也早已相对成熟和理性；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也都比较早地制定了类似的法规；而在我国，尽管早于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了有关DNA技术方面的研究，但是，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使我国有关DNA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最终有了法律的规制。从这里，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在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医学美容整形、克隆技术限制以及人体实验、反虐待动物、自杀防范、罕用药供应保障以及在医师执业、药物管理等各个领域，我国生命立法的步伐都显现出了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落后的态势。 [10]这种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尽管看似谨慎，有利于更理性地应对生命科技的发展与人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需要，但实际上却使我国现存的许多生命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调整，遗留了大量社会负面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最终完善。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社会领域的立法却还极为薄弱而急需强化的情势下，作为社会法重要分支的生命法显然应当加快其立法步伐。
（二）法律内容保守欠缺
1.法律内容过于保守。预见性是生命法本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由生命法所担当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使命所决定的。然而在我国，由于受立法指导思想之束缚，生命法不仅没有表现出应当具有的预见性，反而显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例。该《条例》是在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相当发达而相关的医疗临床操作也已频繁进行的情况下历经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生命法学工作者千呼万唤才得以出台的一部重要立法，尽管相比于我国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而言已属姗姗来迟，但其最终的出台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领域无法可依的窘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例对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和采集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任何规定。实际上，脑死亡是进行器官移植立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不论对脑死亡采取何种态度，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 [11]不仅如此，该条例对可供捐献的人体器官的类目以及活体捐献者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制效果。 [12]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生命法中也都普遍存在。 [13]这些问题的大量存在不但令我国生命法所理应具有的预见性没有被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且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保守性，使我国生命法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很大抑制。
我国生命立法内容的保守性还突出体现在其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刑事规范不足及民事应对疏漏上。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对某些可能产生巨大负面效应的生命科学技术的潜在危害性加以刑事防范，也没有对相关生命活动所涉及的民事法律现象作出救济性应对。表现在具体制度上：我国《刑法》中还没有设立非法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出卖和购买人体器官，出租器官，制作、发送及刊登人体器官买卖资料以及代孕、强制供精、人体实验、死亡判定操作等方面的犯罪。 [14]而我国民法也还没有明确宣示人体器官买卖、代孕等严重违反生命伦理行为的非法性以及相关协议的无效性， [15]亦未对胚胎、尸体、人体器官、骨骼、生殖细胞等“人格体”的特殊保护提供针对性的民事制度， [16]也未对生命科技活动的民事归责和救济作出有针对性的专门规定。而这种刑事防范制度的欠缺以及民事应对制度的疏漏，不仅使得我国生命立法难以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且极不利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17]
2.法律内容存在明显欠缺。除了内容上的保守之外，我国生命立法还存在制度设计上的明显欠缺。最为突出的就在于激励性措施的不足。生命法是以保障人们生命健康和维系人类生命尊严为基本目标的，为此，生命立法过程中必须针对各种侵害人们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行为设置相应的防范制度，甚至可以动用刑罚这一强制性手段。但另一方面，生命法对生命健康的保障与生命尊严的维系又不仅仅体现在通过防范性制度来提供保障和救济上，还在于通过激励性规则倡导和鼓励人们关爱他人生命、呵护亲人健康，使人们都能尽可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为此，生命法需要倡导人们为救助他人生命而捐献血液、器官或骨髓，为医学科学发展而捐献遗体或积极参与人体医药实验，为解决不孕不育者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而捐献精卵……而这一切显然都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和激励，需要法律采取各种可能的激励性方法。从法理上来说，“激励性调整方法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符合人有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特点，有助于法律的实现。……激励调整方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引导法律关系主体主动、积极地履行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 [18].
在生命法中，激励性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权利激励，即通过设置权利并为这些权利提供有利的制度支撑来进行激励。如我国《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对公民捐献器官权利保障的规定 [19]以及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支持捐献的规定。 [20]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公民捐献自主权、撤销权的规定与保障等等。其二是义务激励，即通过在立法中为相关义务主体设置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其由于从事高层次的生命伦理道德行为而蒙受损失，保护人们从事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的勇气。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在权利保障方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规则和制度，无论是在全国性的《献血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中，还是在地方性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或《江苏省献血条例》等法规或规章里，几乎都明确见有鼓励器官捐献、遗体捐献或血液捐献等的规定。然而，在义务激励方面，现行立法却并没有做好足够有效的制度预案，对于在献血、献器官、献骨髓、捐精等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捐献者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相关政府部门负有赔偿或补偿等救助义务。这样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捐献自己器官、血液或骨髓、精卵等人在由于捐献而招致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时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出现“好心没好报”的结果。 [21]
（三）法律体系不够融贯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不是独立运作的，都需要其他立法来加以配合”. [22]民法如此，刑法如此，生命法更是如此。生命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鲜明的综合性。为了调整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复合型、综合性的社会关系，生命法需要综合运用民法、刑法、行政法跨学科手段乃至法律之外的伦理、技术、教育等手段，对人类相关的生命活动加以恰当的引导和规范。这客观上要求生命法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从法理上来说，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命法只有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性的指引和明晰的行为范式。而所谓生命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求生命立法活动所创制的生命法律法规在体系上、在内在逻辑上严密一致，在内容上统一和谐，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关系上也应协调一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表现。” [23]
然而就我国目前生命立法的情形来看，形成这样一个体系的目标显然还远未实现，因为现有的生命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矛盾与冲突。例如，现行生命科技法中已经将某些滥用生命科学技术的行为确立为犯罪并规定对这类犯罪可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刑法却并没有规定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2条就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二）实施代孕技术的；（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然而，由于现行刑法并没有设置辅助生殖犯罪，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纸具文。而类似情况在我国生命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立法方面非常多见。这势必会使得以上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生命法所显现出的缺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法治建设的完善，并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乃至政府目前正在极力推动的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埋设了隐患。由于生命立法步伐落后、制度保守以及体系不完善所引发的各类现实负面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建议。
山东省青岛市政府
青岛市建设监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改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监理是指建设监理单位（以下简称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对工程建设行为进行的监督与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
第四条 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是全市建设监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并具体负责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崂山区建设监理的行政管理工作。
各县级市和黄岛区、城阳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县级市建委）按照本办法规定，负责本辖区内建设监理的行政管理工作。
第五条 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利用外资（包括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及国外贷款、赠款，下同）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委托监理单位实施建设监理；其它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基建机构达不到规定条件的，也必须委托监理单位实施建设监理。
第二章 监理单位
第六条 监理单位是指按规定批准成立并取得建设监理资质证书，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或监理事务所。
第七条 成立建设监理单位应向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提交书面申请和下列文书、资料：
（一）监理单位的房屋使用证明；
（二）法定代表人和技术负责人的姓名、年龄、学历及工作简历等证明，拟担任监理工程师的人员一览表；
（三）单位章程；
（四）建设监理业务范围；
（五）注册资金证明。
对符合条件的，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应当予以批准，并由市建委进行资质等级审查，按规定权限确定临时资质等级。
监理单位持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第八条 监理单位自批准成立之日起两年后，可向市建委申请资质等级定级。申请定级时，应填写定级申请书并提交《营业执照》、《监理业务手册》、法定代表人与技术负责人证件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市建委对其人员素质、专业技能、管理水平、资金数量以及实际业绩等进行初审，对符合条件的，签署意见，报有权审定资质等级的主管部门批准，发给《资质等级证书》。
第九条 对监理单位的资质等级，每两年核定一次，凡不符合原定资质等级标准的，按有关规定予以降级或撤销；核定资质等级时监理单位可以按有关规定申请升级。
第十条 监理单位按其资质等级承接建设监理业务：
（一）甲级监理单位可承接一、二、三等工程；
（二）乙级监理单位可承接二、三等工程；
（三）丙级监理单位只能承接三等以下工程。
第十一条 监理单位在实施建设监理活动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正确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按照批准的资质等级和建设监理范围承接监理业务；
（三）监理单位的各级负责人和监理工程师不得是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设备制造单位和材料供应单位的经营者或在其中任（兼）职，不得与这些单位发生经营性关系，不得承包施工和建材销售业务；
（四）监理单位不得监理与本单位同一行政隶属关系的设计单位或承建单位承担的工程。
监理单位应当严格履行建设监理合同，不得转让建设监理业务。
第十二条 监理单位发生变更、歇业、终止的，应当到原审批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监理工程师
第十三条 监理工程师是指按国家规定考试合格并经注册取得《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的工程监理人员。
第十四条 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的，应当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具有三年以上工程设计或施工管理实践经验。
凡具备前款所列条件的人员，可以向市建委提出申请，并报省有审批权的机关批准后方可参加考试。对经考试合格的，由有审批权的机关核发《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自颁发之日起，五年内未办理注册的，其证书失效。
第十五条 监理工程师注册，由聘用监理工程师的监理单位统一向市建委提出申请，经初审合格、并报有审批权的机关批准后，按规定程序办理注册手续，颁发《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
第十六条 《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每五年复查一次，经复查合格的，继续注册。但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注销注册并收回《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
（一）男性年龄超过65周岁、女性年龄超过60周岁；
（二）五年内未承担过监理业务的；
（三）在监理工作中由于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发生重大事故的。
第十七条 已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但未经注册的人员，不得以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建设监理业务，不具备建设监理业务签证权。已经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只能承担核定专业内的建设监理业务。监理工程师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建设监理业务。
第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退出、调出所在监理单位或被解聘，应当向市建委交回其《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并报有审批权的机关予以核销注册。
核销注册不满五年再从事监理业务的，应当重新申请注册。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在职工作人员，不得申请办理监理工程师注册。
第四章 监理业务
第二十条 建设监理的主要业务内容：
（一）设计阶段：
1. 提出设计要求，组织评选设计方案；
2. 协助建设单位选择勘察、设计单位，协助签订勘察、设计合同；
3. 审查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
（二）施工招标阶段：
1. 准备与发送招标文件，协助评审投标书，为建设单位提出决标意见；
2. 协助建设单位与中标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
3. 协助建设单位办理开工报告的审批手续；
4. 组织、参加工程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
5. 审查承建单位提出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和施工进度计划；
6. 确认承建单位选择的分包单位；
7. 审查承建单位提供的材料和设备清单及规格、数量和质量；
8. 监督、检查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进行隐蔽工程检查并签证，参与处理工程质量事故，监督施工现场进行的实验；
9. 监督、检查承建单位施工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措施的落实，督促承建单位搞好安全生产和施工现场管理；
10. 根据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认定工程完成情况，由监理单位负责人授权的监理工程师签署工程拨款凭证；
11. 督促建设单位、承建单位履行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技术规范、标准；
12. 对分项、分部工程进行验收，组织工程竣工初步验收，提出竣工验收报告，协助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13. 审查工程结（决）算；
14. 督促整理有关工程文件和技术档案材料。
（三）保修阶段：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负责工程质量的鉴定和明确工程质量问题的责任，按规定督促维修。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承接的建设监理业务，可以由建设单位直接委托或通过招标方式择优委托。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委托一个监理单位承担工程建设项目全部监理，也可以委托几个监理单位承担不同阶段的监理。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委托监理单位承担建设监理业务，应当与监理单位签订建设监理合同，主要内容包括：监理范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监理酬金、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
第二十三条 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依据建设监理合同构成委托与被委托关系；监理单位与承建单位是监理与被监理的关系。承建单位必须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督，并应当为监理工作提供完整的原始记录、检测记录等技术、经济资料。
第二十四条 监理单位必须在签订监理合同后的7日内将《工程建设项目委托社会监理登记表》及合同副本报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备案。
第二十五条 监理单位应当根据承担的建设监理业务，编制监理方案，经建设单位同意后，组织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工作人员常驻施工现场。
建设单位必须在工程建设实施前，将《工程建设项目委托社会监理登记表》、监理内容、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代表姓名及所授予权限，书面通知承建单位。
第二十六条 在建设监理合同履行期间，建设单位对承建单位的指令须通过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代表发布。建设单位应当指定一名代表处理派驻现场的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提出的有关业务问题。
第二十七条 在实施建设监理过程中，监理单位应当定期向建设单位报告工作情况。未经建设单位授权，监理单位无权变更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
第二十八条 监理单位不履行建设监理职责，或由于派驻现场的监理人员不称职，给建设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建设单位有权向监理单位提出更换不称职的监理人员和按建设监理合同规定要求赔偿。监理单位拒不更换不称职监理人员的，建设单位可提出解除建设监理合同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外地和境外监理单位进入本市承担建设监理业务的，须经市建委审查登记。
第三十条 建设监理取费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按所监理工程概（预）算的百分比计收（详见附表）。监理单位不得擅自降低最低取费标准。
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监理取费由双方参照国际惯例商定。
建设监理费在建设单位的工程管理费中列支，或在工程概算中单列工程监理费项目支付。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可视情节，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隐瞒真实情况，骗取资质等级证书的，予以吊销或降代其资质等级；
（二）无证实施建设监理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
（三）建设单位不按规定委托监理的，责令改正，并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
（四）超越核定的建设监理业务范围从事建设监理活动的，责令改正、停业整顿，并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
（五）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等级证书的，给予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等级证书的处理，并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
（六）因监理过失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或重大人身伤亡事故，除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外，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等级证书；对负有责任的监理工程师，可吊销其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七）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三）、（四）项规定，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限期整改、降低资质等级的处理；
（八）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吊销其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九）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上报，并可暂停其建设监理业务；
（十）对未经审查登记，进入本市承担监理业务的外地及境外监理单位，责令其停止监理业务，并处以5000元罚款；
（十一）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降低最低取费标准的，按低于最低取费标准的数额处以罚款。
降低监理单位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等级证书、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资格证书的处理，需报有审批权的机关批准。
第三十二条 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做出行政处理决定，应制作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市建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
工 程 建 设 监 理 收 费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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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工程概（预）算 │设计阶段（含设计招标）│施工（含施工招标）及保
号│ Ｍ（万元） │ 监理取费ａ（％） │修阶段监理取费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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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Ｍ＜500 │ 0.2＜ａ │ 2.5＜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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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00≤Ｍ＜1000 │ 0.15＜ａ≤0.20 │ 2.00＜ｂ≤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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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00≤Ｍ＜5000 │ 0.10＜ａ≤0.15 │ 1.40＜ｂ≤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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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000≤Ｍ＜10000 │ 0.08＜ａ≤0.10 │ 1.20＜ｂ≤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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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00≤Ｍ＜50000 │ 0.05＜ａ≤0.08 │ 0.80＜ｂ≤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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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000≤Ｍ＜100000 │ 0.03＜ａ≤0.05 │ 0.60＜ｂ≤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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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0000≤Ｍ │ ａ≤0.03 │ ｂ≤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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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27日
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从中归纳出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进行现实的法律构建与制度完善，以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在此意义上，分析并研判立法的缺憾与不足，并依据科学立法的理念与原则完善现行的立法与制度，无疑应当是法学研究的一个内含之义。当代生命法学研究就内含了这样的要求。当前，伴随着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越发关注，生命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凸显了出来。研究当前我国生命法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完善策略，以更好地适应人们生命健康及生命尊严保障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代生命法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生命立法的现状
生命法就是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作为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生命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使命在于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和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我国生命法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障的立法规定。但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立法则是自晚清和民国时期才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法统的废止则使得生命立法一切从零开始，在经历了“文革”对法制的严重破坏之后，我国生命立法自20世纪80年代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起步。自改革开放以来，以1982年宪法有关“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为指针，我国先后制定了数百件生命法律法规与规章，而地方生命立法也开始起步，其范围广泛辐射至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母婴保健、传染病防治、职业病防护、环境卫生、基因工程、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尸体解剖、殡葬、国境卫生检疫、食品卫生、医疗监督、药事管理、化妆品管理、体育保健、精神卫生及动物实验等众多领域。例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献血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尸体解剖规则》、《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及《宁波市献血条例》等在内的数量繁多的生命/生物法律、法规与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生命法不仅包含了以上生命健康保障专项立法，而且也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诉讼法与国际法以及社会组织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众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2]以及众多的生命健康保障标准和操作规程 [3]与伦理指导规范 [4],甚至还包括一些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5].这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对于保障人们生命健康以及生命尊严的关注和重视。
二、我国生命法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这些缺憾与不足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保障法治化的步伐以及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总体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主要显现出了以下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立法步伐明显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一直遵循救济性立法思路，在立法目的上强调事后救济而轻事前防范，主张采取积极、谨慎的方式，严肃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不成熟或没有把握的，不勉强制定。 [6]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下，我国各部门法的建设均显现出了很强的滞后性，生命法也在其中。在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立法步伐落后于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法律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立法则是立法者应因社会需要创制和修改法律的活动。为此，立法应当以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来适应社会需要为己任，应当保持对社会发展的高度敏感性，尽量使法律的创制或修改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但在我国生命立法领域，立法的步伐不仅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甚至很多情况下都远远落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以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为例，尽管我国第一例器官移植自20世纪60年代即已出现，且到21世纪时无论在移植数字、开展移植的单位以及移植效果等方面都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却一直到2006年才出台。 [7]立法上的这种落后不仅直接导致了诸如1998年的“窃取角膜案”、2006年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行唐事件”等案件以及大量涉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事案件发生，给司法操作带来了严重的困惑与混乱，而且也使得相关技术迟迟得不到有力、有效的规范，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而实际上，生命立法在我国立法建设方面的落后显然并不及于器官移植这一个领域，基因科技的立法规范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了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经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 [8]而在辅助生殖方面，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掌握了人工授精及胚胎冷冻等技术，而相关的法律问题亦已随之出现。1983年，湖南医科大学首次用冷冻人类精液成功地进行了人工授精，婴儿顺利诞生；1986年，青岛医科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人类精子库。但我国在有关这一方面的立法却迟迟没有什么进展，直到2001年2月，卫生部才制定和发布了《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部规章，使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及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这两部立法的到来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相比，无疑已经迟到了近20年。 [9]不仅如此，在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而医学临床需求不断变化以致现有规章已难以适应技术进一步发展需要的背景下，我国迄今未对现行规章进行修改，以致面对各种代孕现象在各地的嚣张，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无法有效应对。此外，在脑死亡判定标准、人体医学实验、医学美容整形（如在断骨增高、换脸等方面）、药害救济、罕用药保障、手术戒毒、骨髓捐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化引导与规范等方面，相关的法律需求已经出现，甚至部分负面问题也已经层出不穷，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立法却始终都处于空位或滞后的状态之中，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性显而易见。
2.立法步伐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生命立法步伐不仅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步伐也明显落后。这一点，无论是从生命立法的起步上，还是从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步伐上，我们都不难看出其端倪。
首先，从生命立法的起步来看，我国生命立法的起步是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如，英国早在1601年便制定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资产阶级生命立法，其影响最为久远，多达300余年；1848年，英国又制定了《卫生法》，1859年公布了《药品食品法》，1878年颁布了《全国检疫法》，以后又逐步制定了《助产士法》、《妇婴保健法》、《精神缺陷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卫生和安全法》等。日本从1874年开始建立了医事制度，制定了《医务工作条例》，1925年颁布了《药剂师法》，1933年颁布了《医师法》、《诊所管理规则》，1942年制定《国民医疗法》，1948年制定了《药事法》、《医疗法》等。而美国纽约市早于1866年就通过了《都会保健法》，1902年又制定了有关生物制品的法规，1906年颁布了《纯净食品与药物法》，1914年制定了《联邦麻醉剂法令》等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命立法更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国家都进一步加强了本国的生命立法，使得生命立法成为一个涉及医学卫生管理、临床医疗、食品卫生、精神卫生以及器官移植等多个领域的部门法。
其次，就多数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而言，我国也远较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以基因方面的立法为例，美国早于1976年6月就已经颁布了《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有关重组DNA技术进行了严格管理，并到1983年时已对该准则进行了5次修改，其对DNA分子研究的规制也早已相对成熟和理性；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也都比较早地制定了类似的法规；而在我国，尽管早于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了有关DNA技术方面的研究，但是，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使我国有关DNA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最终有了法律的规制。从这里，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在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医学美容整形、克隆技术限制以及人体实验、反虐待动物、自杀防范、罕用药供应保障以及在医师执业、药物管理等各个领域，我国生命立法的步伐都显现出了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落后的态势。 [10]这种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尽管看似谨慎，有利于更理性地应对生命科技的发展与人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需要，但实际上却使我国现存的许多生命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调整，遗留了大量社会负面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最终完善。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社会领域的立法却还极为薄弱而急需强化的情势下，作为社会法重要分支的生命法显然应当加快其立法步伐。
（二）法律内容保守欠缺
1.法律内容过于保守。预见性是生命法本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由生命法所担当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使命所决定的。然而在我国，由于受立法指导思想之束缚，生命法不仅没有表现出应当具有的预见性，反而显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例。该《条例》是在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相当发达而相关的医疗临床操作也已频繁进行的情况下历经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生命法学工作者千呼万唤才得以出台的一部重要立法，尽管相比于我国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而言已属姗姗来迟，但其最终的出台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领域无法可依的窘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例对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和采集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任何规定。实际上，脑死亡是进行器官移植立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不论对脑死亡采取何种态度，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 [11]不仅如此，该条例对可供捐献的人体器官的类目以及活体捐献者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制效果。 [12]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生命法中也都普遍存在。 [13]这些问题的大量存在不但令我国生命法所理应具有的预见性没有被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且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保守性，使我国生命法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很大抑制。
我国生命立法内容的保守性还突出体现在其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刑事规范不足及民事应对疏漏上。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对某些可能产生巨大负面效应的生命科学技术的潜在危害性加以刑事防范，也没有对相关生命活动所涉及的民事法律现象作出救济性应对。表现在具体制度上：我国《刑法》中还没有设立非法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出卖和购买人体器官，出租器官，制作、发送及刊登人体器官买卖资料以及代孕、强制供精、人体实验、死亡判定操作等方面的犯罪。 [14]而我国民法也还没有明确宣示人体器官买卖、代孕等严重违反生命伦理行为的非法性以及相关协议的无效性， [15]亦未对胚胎、尸体、人体器官、骨骼、生殖细胞等“人格体”的特殊保护提供针对性的民事制度， [16]也未对生命科技活动的民事归责和救济作出有针对性的专门规定。而这种刑事防范制度的欠缺以及民事应对制度的疏漏，不仅使得我国生命立法难以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且极不利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17]
2.法律内容存在明显欠缺。除了内容上的保守之外，我国生命立法还存在制度设计上的明显欠缺。最为突出的就在于激励性措施的不足。生命法是以保障人们生命健康和维系人类生命尊严为基本目标的，为此，生命立法过程中必须针对各种侵害人们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行为设置相应的防范制度，甚至可以动用刑罚这一强制性手段。但另一方面，生命法对生命健康的保障与生命尊严的维系又不仅仅体现在通过防范性制度来提供保障和救济上，还在于通过激励性规则倡导和鼓励人们关爱他人生命、呵护亲人健康，使人们都能尽可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为此，生命法需要倡导人们为救助他人生命而捐献血液、器官或骨髓，为医学科学发展而捐献遗体或积极参与人体医药实验，为解决不孕不育者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而捐献精卵……而这一切显然都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和激励，需要法律采取各种可能的激励性方法。从法理上来说，“激励性调整方法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符合人有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特点，有助于法律的实现。……激励调整方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引导法律关系主体主动、积极地履行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 [18].
在生命法中，激励性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权利激励，即通过设置权利并为这些权利提供有利的制度支撑来进行激励。如我国《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对公民捐献器官权利保障的规定 [19]以及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支持捐献的规定。 [20]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公民捐献自主权、撤销权的规定与保障等等。其二是义务激励，即通过在立法中为相关义务主体设置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其由于从事高层次的生命伦理道德行为而蒙受损失，保护人们从事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的勇气。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在权利保障方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规则和制度，无论是在全国性的《献血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中，还是在地方性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或《江苏省献血条例》等法规或规章里，几乎都明确见有鼓励器官捐献、遗体捐献或血液捐献等的规定。然而，在义务激励方面，现行立法却并没有做好足够有效的制度预案，对于在献血、献器官、献骨髓、捐精等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捐献者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相关政府部门负有赔偿或补偿等救助义务。这样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捐献自己器官、血液或骨髓、精卵等人在由于捐献而招致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时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出现“好心没好报”的结果。 [21]
（三）法律体系不够融贯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不是独立运作的，都需要其他立法来加以配合”. [22]民法如此，刑法如此，生命法更是如此。生命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鲜明的综合性。为了调整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复合型、综合性的社会关系，生命法需要综合运用民法、刑法、行政法跨学科手段乃至法律之外的伦理、技术、教育等手段，对人类相关的生命活动加以恰当的引导和规范。这客观上要求生命法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从法理上来说，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命法只有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性的指引和明晰的行为范式。而所谓生命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求生命立法活动所创制的生命法律法规在体系上、在内在逻辑上严密一致，在内容上统一和谐，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关系上也应协调一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表现。” [23]
然而就我国目前生命立法的情形来看，形成这样一个体系的目标显然还远未实现，因为现有的生命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矛盾与冲突。例如，现行生命科技法中已经将某些滥用生命科学技术的行为确立为犯罪并规定对这类犯罪可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刑法却并没有规定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2条就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二）实施代孕技术的；（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然而，由于现行刑法并没有设置辅助生殖犯罪，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纸具文。而类似情况在我国生命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立法方面非常多见。这势必会使得以上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生命法所显现出的缺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法治建设的完善，并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乃至政府目前正在极力推动的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埋设了隐患。由于生命立法步伐落后、制度保守以及体系不完善所引发的各类现实负面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建议。
青岛市建设监理暂行办法
青岛市建设监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改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监理是指建设监理单位（以下简称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对工程建设行为进行的监督与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
第四条 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是全市建设监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并具体负责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崂山区建设监理的行政管理工作。
各县级市和黄岛区、城阳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县级市建委）按照本办法规定，负责本辖区内建设监理的行政管理工作。
第五条 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利用外资（包括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及国外贷款、赠款，下同）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委托监理单位实施建设监理；其它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基建机构达不到规定条件的，也必须委托监理单位实施建设监理。
第二章 监理单位
第六条 监理单位是指按规定批准成立并取得建设监理资质证书，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或监理事务所。
第七条 成立建设监理单位应向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提交书面申请和下列文书、资料：
（一）监理单位的房屋使用证明；
（二）法定代表人和技术负责人的姓名、年龄、学历及工作简历等证明，拟担任监理工程师的人员一览表；
（三）单位章程；
（四）建设监理业务范围；
（五）注册资金证明。
对符合条件的，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应当予以批准，并由市建委进行资质等级审查，按规定权限确定临时资质等级。
监理单位持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第八条 监理单位自批准成立之日起两年后，可向市建委申请资质等级定级。申请定级时，应填写定级申请书并提交《营业执照》、《监理业务手册》、法定代表人与技术负责人证件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市建委对其人员素质、专业技能、管理水平、资金数量以及实际业绩等进行初审，对符合条件的，签署意见，报有权审定资质等级的主管部门批准，发给《资质等级证书》。
第九条 对监理单位的资质等级，每两年核定一次，凡不符合原定资质等级标准的，按有关规定予以降级或撤销；核定资质等级时监理单位可以按有关规定申请升级。
第十条 监理单位按其资质等级承接建设监理业务：
（一）甲级监理单位可承接一、二、三等工程；
（二）乙级监理单位可承接二、三等工程；
（三）丙级监理单位只能承接三等以下工程。
第十一条 监理单位在实施建设监理活动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正确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按照批准的资质等级和建设监理范围承接监理业务；
（三）监理单位的各级负责人和监理工程师不得是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设备制造单位和材料供应单位的经营者或在其中任（兼）职，不得与这些单位发生经营性关系，不得承包施工和建材销售业务；
（四）监理单位不得监理与本单位同一行政隶属关系的设计单位或承建单位承担的工程。
监理单位应当严格履行建设监理合同，不得转让建设监理业务。
第十二条 监理单位发生变更、歇业、终止的，应当到原审批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监理工程师
第十三条 监理工程师是指按国家规定考试合格并经注册取得《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的工程监理人员。
第十四条 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的，应当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具有三年以上工程设计或施工管理实践经验。
凡具备前款所列条件的人员，可以向市建委提出申请，并报省有审批权的机关批准后方可参加考试。对经考试合格的，由有审批权的机关核发《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自颁发之日起，五年内未办理注册的，其证书失效。
第十五条 监理工程师注册，由聘用监理工程师的监理单位统一向市建委提出申请，经初审合格、并报有审批权的机关批准后，按规定程序办理注册手续，颁发《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
第十六条 《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每五年复查一次，经复查合格的，继续注册。但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注销注册并收回《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
（一）男性年龄超过65周岁、女性年龄超过60周岁；
（二）五年内未承担过监理业务的；
（三）在监理工作中由于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发生重大事故的。
第十七条 已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但未经注册的人员，不得以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建设监理业务，不具备建设监理业务签证权。已经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只能承担核定专业内的建设监理业务。监理工程师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建设监理业务。
第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退出、调出所在监理单位或被解聘，应当向市建委交回其《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并报有审批权的机关予以核销注册。
核销注册不满五年再从事监理业务的，应当重新申请注册。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在职工作人员，不得申请办理监理工程师注册。
第四章 监理业务
第二十条 建设监理的主要业务内容：
（一）设计阶段：
1. 提出设计要求，组织评选设计方案；
2. 协助建设单位选择勘察、设计单位，协助签订勘察、设计合同；
3. 审查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
（二）施工招标阶段：
1. 准备与发送招标文件，协助评审投标书，为建设单位提出决标意见；
2. 协助建设单位与中标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
3. 协助建设单位办理开工报告的审批手续；
4. 组织、参加工程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
5. 审查承建单位提出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和施工进度计划；
6. 确认承建单位选择的分包单位；
7. 审查承建单位提供的材料和设备清单及规格、数量和质量；
8. 监督、检查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进行隐蔽工程检查并签证，参与处理工程质量事故，监督施工现场进行的实验；
9. 监督、检查承建单位施工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措施的落实，督促承建单位搞好安全生产和施工现场管理；
10. 根据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认定工程完成情况，由监理单位负责人授权的监理工程师签署工程拨款凭证；
11. 督促建设单位、承建单位履行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技术规范、标准；
12. 对分项、分部工程进行验收，组织工程竣工初步验收，提出竣工验收报告，协助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13. 审查工程结（决）算；
14. 督促整理有关工程文件和技术档案材料。
（三）保修阶段：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负责工程质量的鉴定和明确工程质量问题的责任，按规定督促维修。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承接的建设监理业务，可以由建设单位直接委托或通过招标方式择优委托。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委托一个监理单位承担工程建设项目全部监理，也可以委托几个监理单位承担不同阶段的监理。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委托监理单位承担建设监理业务，应当与监理单位签订建设监理合同，主要内容包括：监理范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监理酬金、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
第二十三条 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依据建设监理合同构成委托与被委托关系；监理单位与承建单位是监理与被监理的关系。承建单位必须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督，并应当为监理工作提供完整的原始记录、检测记录等技术、经济资料。
第二十四条 监理单位必须在签订监理合同后的7日内将《工程建设项目委托社会监理登记表》及合同副本报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备案。
第二十五条 监理单位应当根据承担的建设监理业务，编制监理方案，经建设单位同意后，组织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工作人员常驻施工现场。
建设单位必须在工程建设实施前，将《工程建设项目委托社会监理登记表》、监理内容、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代表姓名及所授予权限，书面通知承建单位。
第二十六条 在建设监理合同履行期间，建设单位对承建单位的指令须通过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代表发布。建设单位应当指定一名代表处理派驻现场的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提出的有关业务问题。
第二十七条 在实施建设监理过程中，监理单位应当定期向建设单位报告工作情况。未经建设单位授权，监理单位无权变更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
第二十八条 监理单位不履行建设监理职责，或由于派驻现场的监理人员不称职，给建设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建设单位有权向监理单位提出更换不称职的监理人员和按建设监理合同规定要求赔偿。监理单位拒不更换不称职监理人员的，建设单位可提出解除建设监理合同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外地和境外监理单位进入本市承担建设监理业务的，须经市建委审查登记。
第三十条 建设监理取费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按所监理工程概（预）算的百分比计收（详见附表）。监理单位不得擅自降低最低取费标准。
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监理取费由双方参照国际惯例商定。
建设监理费在建设单位的工程管理费中列支，或在工程概算中单列工程监理费项目支付。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可视情节，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隐瞒真实情况，骗取资质等级证书的，予以吊销或降代其资质等级；
（二）无证实施建设监理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
（三）建设单位不按规定委托监理的，责令改正，并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
（四）超越核定的建设监理业务范围从事建设监理活动的，责令改正、停业整顿，并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
（五）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等级证书的，给予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等级证书的处理，并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
（六）因监理过失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或重大人身伤亡事故，除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外，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等级证书；对负有责任的监理工程师，可吊销其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七）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三）、（四）项规定，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限期整改、降低资质等级的处理；
（八）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吊销其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九）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上报，并可暂停其建设监理业务；
（十）对未经审查登记，进入本市承担监理业务的外地及境外监理单位，责令其停止监理业务，并处以5000元罚款；
（十一）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降低最低取费标准的，按低于最低取费标准的数额处以罚款。
降低监理单位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等级证书、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资格证书的处理，需报有审批权的机关批准。
第三十二条 市建委或县级市建委做出行政处理决定，应制作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市建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
工 程 建 设 监 理 收 费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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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工程概（预）算 │设计阶段（含设计招标）│施工（含施工招标）及保
号│ Ｍ（万元） │ 监理取费ａ（％） │修阶段监理取费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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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Ｍ＜500 │ 0.2＜ａ │ 2.5＜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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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00≤Ｍ＜1000 │ 0.15＜ａ≤0.20 │ 2.00＜ｂ≤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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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00≤Ｍ＜5000 │ 0.10＜ａ≤0.15 │ 1.40＜ｂ≤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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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000≤Ｍ＜10000 │ 0.08＜ａ≤0.10 │ 1.20＜ｂ≤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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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00≤Ｍ＜50000 │ 0.05＜ａ≤0.08 │ 0.80＜ｂ≤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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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000≤Ｍ＜100000 │ 0.03＜ａ≤0.05 │ 0.60＜ｂ≤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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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0000≤Ｍ │ ａ≤0.03 │ ｂ≤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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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