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鞍山市职业病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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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畜牧条例

（2009年5月27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9年5月27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1号公布 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保障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繁育、饲养、经营、运输以及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畜禽，是指依法列入国家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

本条例所称畜禽产品，是指来源于畜牧业的可供人类食用的肉、蛋、乳、脏器等畜禽初级产品。

第三条 本市鼓励和扶持生态型、集约型、效益型畜牧业的发展，推广畜禽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畜牧业及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领导，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支持畜牧业发展。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安排畜牧业发展资金，专项用于畜牧产业化、优势种业发展、品种改良、标准化规模养殖、疫病防治、畜禽粪污处理、病死畜禽处理以及种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市畜牧业发展资金应当加大对畜禽养殖优势区、县的支持力度。

第五条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畜牧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牧业监督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促进畜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市畜牧业发展规划，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区、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畜牧业发展规划和本地畜牧业生产基础、资源条件等，制定本行政区域畜牧业发展规划，并会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确定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的数量、布局、规模和边界。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纳入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落实畜禽养殖用地，满足用地需要。

因建设确需占用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和规划布局，落实新的养殖用地。

第七条 本市鼓励发展畜禽养殖保险，建立畜牧业风险防范长效机制。根据国家和本市畜牧业发展需要，对参加畜禽政策性保险的养殖场（户）给予保费补贴。

第二章 种畜禽生产经营

第八条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由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人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申请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核，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九条 向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种畜禽场、站平面布局图；

（三）供种单位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国外引种除外；

（四）与供种单位签订的引种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五）拟引种畜的系谱档案复印件；

（六）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的相关技术职称证书、学历证明、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七）饲养管理、畜禽防疫制度；

（八）种畜禽繁育方案；

（九）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第十条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范围从事生产经营。

变更生产经营内容的，应当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从事种畜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种畜个体养殖档案。养殖档案应当记载标识编码、性别、出生日期、父系和母系品种类型、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

种畜调运时，应当附带个体养殖档案，并在个体养殖档案上注明调出地和调入地。

第三章 养殖管理

第十二条 本市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建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达到下列规模标准：

（一）猪存栏三百头以上；

（二）家禽存栏一万只以上；

（三）牛存栏五十头以上；

（四）羊存栏五百只以上；

（五）兔存栏三千只以上；

（六）其他畜存栏一百头以上。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我市畜牧业发展实际情况，对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标准予以调整，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十三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在投入生产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区、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未备案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不得享受国家和本市的相关优惠政策。

第十四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备案登记表；

（二）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区位图、平面布局图；

（五）生产管理、畜禽防疫制度。

第十五条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养殖场、养殖小区：

（一）生活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二）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养区域。

第十六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污水排放和废弃物处理，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标准。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设置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畜禽粪便固定储存设施和堆放场所，防止畜禽粪便的散落、渗漏和溢流，并采取有效措施，对畜禽粪便实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七条 畜禽养殖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严格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规定。

畜禽养殖过程中，不得使用国家和本市禁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以及其他对动物和人体具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物质。

第十八条 为预防、控制畜禽疫病，养殖场、养殖小区内的水禽与旱禽、家禽与家畜不得混养。

农户利用房前屋后空地零星饲养畜禽，应当符合防疫要求。

第十九条 本市对病死畜禽实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具体措施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尚未实行集中无害化处理的区域，畜禽养殖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条 畜禽养殖场应当依法建立养殖档案。

未达到养殖场规模标准的，应当建立畜禽养殖记录。养殖记录应当记载畜禽的品种、数量、来源及投入品使用、疫病防治、病死畜禽处理等情况。

第四章 质量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畜禽养殖和畜禽产品生产，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制定的质量安全标准。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畜禽和畜禽产品。

第二十二条 畜禽产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生产记录。生产记录应当记载畜禽来源、畜禽标识编码、养殖代码以及畜禽产品生产时间、批号、销售去向等内容，实现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生产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第二十三条 畜禽和畜禽产品生产者，在销售畜禽和畜禽产品时应当提供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应当载明畜禽和畜禽产品的名称、产地或者生产单位、生产日期、检测项目、检测机构、检测责任人、检测日期等内容。

未经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畜禽和畜禽产品，不得销售。

第二十四条 本市鼓励畜禽产品生产企业通过无公害畜禽产品、绿色畜禽产品、有机畜禽产品认证或者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第二十五条 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并取得所在地区、县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购生鲜乳。

第二十六条 禁止在生鲜乳生产、收购、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添加任何物质。

第二十七条 销售畜禽产品应当在包装或者附加标识上，标明品名、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

从事屠宰加工的企业或者个人出售畜禽内脏的，应当包装上市。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中心城区和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人口密集地区，从事活禽销售或者现场屠宰交易。

第二十九条 畜禽和畜禽产品销售者，从事销售活动应当查验供货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和其他相关标志、标识，并建立经营台账。经营台账应当记载每批畜禽和畜禽产品的种类、数量、保质期、生产者、接收单位、承运人及检疫证明编号等内容。

经营台账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第三十条 集贸市场的开办者应当加强对畜禽产品经营者的管理，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督促经营者落实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对没有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的，应当禁止进入市场，并报告所在地区、县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本市建立健全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完善检测条件，提高检测能力。

从事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由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第三十二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定期对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

监督抽查结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时予以公布。

第三十三条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对下列可能影响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

（一）动物源性病原微生物；

（二）兽药、饲料添加剂、农药以及重金属的残留；

（三）其他有害因素。

第三十四条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信息、科学数据以及其他有关信息，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风险分析，对经风险分析表明可能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应当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经市人民政府批准，采取有关防范措施。

根据风险分析结果，需要制定或者修订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标准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或者修订。

第三十五条 畜禽产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畜禽产品不安全，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畜禽产品，记录召回情况，并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

畜禽产品销售者发现其销售的畜禽产品不安全，应当立即停止销售，通知相关生产者和消费者，并记录通知情况。

畜禽产品生产者对召回的畜禽产品，应当采取销毁、无害化处理等措施，防止不安全畜禽产品再次流入市场。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发现不安全畜禽产品的，应当及时责令生产者、销售者召回或者立即停止销售不安全畜禽产品。

第三十六条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突发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三十七条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与外埠省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协作制度。

在我市销售的外埠畜禽和畜禽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和我市的有关质量安全标准。

外埠畜禽和畜禽产品进入我市时，应当随车携带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经市人民政府指定通道进入，并接受本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查和防疫消毒。

未接受本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查和防疫消毒的畜禽和畜禽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收。

第三十八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调查了解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情况；

（二）进入有关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涉及生产经营活动的记录、档案、票据、协议、证明等资料；

（三）查验种畜禽合格证、种畜个体养殖档案、动物检疫证明、畜禽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以及其它相关标志、标识等；

（四）对畜禽和畜禽产品进行采样、留验、抽检以及现场快速检测；

（五）查封、扣押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畜禽产品；

（六）监督当事人对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畜禽产品进行处理；

（七）对不符合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畜禽采取限制出栏等措施；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行使职权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养殖场、养殖小区的水禽与旱禽、家禽与家畜混养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畜禽和畜禽产品生产者销售未经检测的畜禽或者畜禽产品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检测，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销售检测不合格的畜禽产品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追回，予以销毁。货值金额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二万元罚款；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上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拒不销毁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强制销毁，所需费用由违法人承担。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销售的畜禽产品未在包装或者标识上标明品名、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的，或者从事屠宰加工的企业或者个人销售未经包装的畜禽内脏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在中心城区和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人口密集地区从事活禽销售或者现场屠宰交易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销售、屠宰的活禽。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畜禽和畜禽产品销售者未按规定建立经营台账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外埠畜禽和畜禽产品进入本市未经本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查和防疫消毒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接收未经本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查和防疫消毒的畜禽和畜禽产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予以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擅自销售、转移依法已被查封的畜禽和畜禽产品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作出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2006年8月1日起实施的《天津市畜禽养殖管理办法》（2006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04号）同时废止。


证据调查方法探源

2000年11月24日 14:25 何家弘

证据调查是与证据的发现、收集、评断和使用有关各种调查活动的总称，是法律工作者和执法人员为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而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证据调查方法不仅运用于刑事案件之中，也运用于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行政诉讼之中；不仅适用于侦查人员的工作，也适用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律师、仲裁人员、公证人员、内部保卫人员、纪检监察人员、海关执法人员、工商执法人员、税务执法人员等的工作之中。然而，由于我国具有“重刑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所以长期以来只注重研究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调查问题，而且多从侦查破案的角度加以研究。在以经济建设为主战场的今天，特别是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全面加强证据调查方法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门统一的证据调查学。

虽然证据调查学是一门新学科，但是证据调查方法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严格地说，当人类社会中出现诉讼活动的时候，就有了进行证据调查的客观需要，因为没有证据就不可能提起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没有证据调查也就谈不上对案件的裁判。诚然，古代的证据调查方法与现代的证据调查方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二者都是为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明案件事实服务的。这也是我们考查证据调查方法历史沿革的一条基本线索。此外，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刑事诉讼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司法审判活动的主要内容，所以证据调查方法的沿革主要表现在刑事案件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神示裁判法

在人类社会早期，断案者在争讼双方真假难辩曲直难断时，往往求助于神的力量，依据神的示意来审查证据和裁断案情。这一方面由于人类当时对神具有崇拜心理，另一方面也由于人类当时的认识能力尚不能提供客观科学的证据调查手段。神示裁判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神誓法”；一种是“神判法”。二者的基本功能者是审查判断证据的“真实性”或“可靠性”。

所谓“神誓法”，就是当原告人和被告人就案件事实提出互相冲突的陈述时，审判者便要求原告和被告分别对神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如果哪一方不敢对神发誓，或者在宣誓过程中神态慌乱或在宣誓后显示出某种报应的迹象，审判者便可以判定其说的是假话。由于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信仰传统，所以神誓内容和形式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神誓都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下进行，以便加强其神秘的威慑力量。神誓时要先向本民族所信奉的神灵祈祷，然后再在圣物面前宣读自己的誓言。有些民族规定要向某种武器或动物宣誓。

公元前１８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第１３１条规定：“倘若某自由民之妻被其丈夫发誓所诬陷，而她并没有在与其他男子共寝时被捕，则她应对神宣誓，并得回其家。”公元５世纪末至６世纪初，法兰克王国的《撒利法典》亦把“誓言”规定为“主要的证据形式”，要求当事人对神宣誓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或抗辩的真实性。为了加强誓言的力量，该法典还规定可以由当事人亲属或友人对神宣誓来证明当事人陈述的可靠性，称之为“辅时宣誓”或“保证宣誓”。在阿拉伯国家中，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法律也把宣誓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调查手段。在他们心目中，真主安拉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如果谁在宣誓时欺骗了安拉，那他就永远得不到安拉的宽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一般先让被告人宣誓。如果被告人拒绝宣誓，那么原告人只要宣誓即可胜诉；如果原告人也拒绝宣誓，或者双方都宣誓，法官则要进一步判明案情曲直。在我国古代，神誓法也曾作为查明案情的手段。《周礼》中记载：“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这说明当时打官司的人都要通过宣誓来证明自己陈述的真实性。

神誓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低级阶段的产物。由于人们当时在面临复杂案情时不知如何收集证据和评断证据，只好借助于神的力量。然而，这种毫无科学性可言的证据调查方法不仅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其查明案情的实用功能。神誓法是利用人们对神的崇拜心理来查案情的。诉讼当事人一般都相信神灵的力量，因此当他们提供虚假陈述时便不敢对神宣誓或者在宣誓时流露出不安的神态，于是案情便不查自明了。但是随着这种方法的反复使用，其威慑效能便逐渐减小。在一些案件中，争讼双方都敢于面对神灵、信誓旦旦，令办案者难辩真伪，诚然，此中敢于欺骗神灵的人并不一定是无神论者，大概是追求胜诉的现实需要给了他们敢于冒犯神灵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办案者只好请神灵来“明断秋毫”，神判法便应运而生了。

神判法就是在诉讼过程中以某种方式来请求神灵示意并据此查明案情。《汉穆拉比法典》第２条规定：“若某人被告发犯有巫蛊之罪，而又不能证实，可将其投入河中进行考验。如果他没有被溺死，则意味着河水已为他‘洗白’，告发者应处死刑，其房屋归被告发者所有；反之，则说明被告发者有罪，其房屋归告发者所有。”该法典第１３２条还规定：对于被告发与他人通奸的自由民之妻，亦应投入河中去接受神的裁判。古代日耳曼人也曾采用这种“水审法”，但其检验标准与古巴比伦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河水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不能容纳有罪之人，所以嫌疑人被投入水中后若浮于水面，则证明其有罪；若沉入水中，则证明其无罪。在后一种情况出现时，嫌疑人亲友必须立即捞救，以免被神验明无罪者反遭溺死。

神判法也曾经是法兰克人查明案情的一种方法。开始，这种方法同时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即原告和被告要同时接受某种“肉体考验”，如将手伸入盛满开水的容器并取出事先放在里面的东西，或者用手掌摸烧红的烙铁；与此同时，审判者要对神祈祷或念动咒语；然后看谁手上无伤或伤口愈合快，从而证明谁的陈述为真。后来，这种考验渐渐变成单方面的，即审判者可以决定当事人的某一方先接受考验，如结果证明其陈述不实，另一方不受皮肉之苦即可胜诉。

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中规定，如果法官依证言和物证不能确定案情，则可以用“神明裁判法”来审查证据和查明事实。作为《摩奴法典》之补充的《那罗陀法典》第１０２条又进一步规定了神明裁判的八种形式：１．火审，让嫌疑犯手持烙铁步行并用舌头舐之，无伤则无罪；２．水审，让嫌疑犯沉入水中一定时间，浮起者有罪，沉没者无罪；３．秤审，用秤量嫌疑犯体重两次，第二次较前次轻者无罪；４．毒审，让嫌疑犯服某种毒物，无特殊反应则无罪；５．圣水审，让嫌疑犯饮用供神之水，无异状反应则无罪；６．圣谷审，让嫌疑犯食用供神之米，无异状反应则无罪；７．热油审，让嫌疑犯用手取出热油中的钱币，无伤则无罪；８．抽签审，设正邪两球，让嫌疑犯摸取，摸到正球者无罪。

我国古代亦有神判法，但形式有所不同。据说舜帝时的法官皋陶就曾用“神羊”来查明案情的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在神权政治十分突出的商代，商王在定罪量刑时也要通过“占卜”来询问神的旨意。甲骨卜辞中记载：“贞：王闻唯辟？”“贞：王闻不唯辟？”这显然也是神判法的一种形式。

神判法和神誓法一样，也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客观上讲，它既“查明”了当时人类认识能力本无法查明的疑难案情，也提高了裁决的权威性，因而是有利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种证据调查方法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公元９世纪，法兰克王国率先规定在涉及王室利益的案件中不再使用神判法。１２世纪后期，英国的亨利二世在司法改革中亦明令废止了神判法。虽然一些国家在目前的诉讼程序中仍保留有证人宣誓的传统，但是这种宣誓已不再具有查明案情的功能，因而也不属于证据调查方法的范畴了。

二、审讯问案法

自有诉讼之日起，自有审判之日起，问案的方法便产生了。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纠纷，审判者都要当堂问案，以便查明事实并做出裁断。但是在神示裁判作为证据调查的主要方法时，问案只是一种形式，特别是在复杂的疑难案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神示裁判法的作用日益减小，审判者则逐渐由消极的“裁判主持人”转化为积极的问案者或审讯人，于是，审讯问案也就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而且其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审讯问案的目的是获取当事人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和核实有关的证据，而且最主要是获取被告人的口供。当时的执法者认为，被告人最了解案情真象，所以其供述最为可靠，是“证据之王”。我国古代早就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的断狱原则。法兰克王国和俄国早期的法典中也都明确规定被告人口供是最可靠和最完整的证据。法律对被告人口供的重视，促进了审讯问案方法的发展，也促进了刑讯逼供的发展。

我国的刑讯制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刑讯便已广泛地用于司法实践之中。秦朝时，法律对刑讯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据《秦简》中记载，“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诘之极而数池，更言不服，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治笞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笞讯某。”这一规定虽有限制滥用刑讯的一面，但也有维护刑讯之合法性的一面。

汉朝的统治者虽然提出了“省刑薄罚”的司法原则，但却把刑讯逼供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执法官吏往往以“苛酷拷囚”为能，至使严刑讯狱成风。唐朝的法律对刑讯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唐律·断狱律》中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为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由于实践中执法官吏常滥施刑讯，甚至拷囚至死，所以法律规定对同一名囚犯实施拷讯不得超过三次，拷打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如在此限度内拷囚至死，执法者不受处罚；如超过此限度拷囚至死，执法者则要被判二年徒刑。宋朝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然而，法律上的这种规定并不能阻止实践中对刑讯的滥用。且不说那些贪官酷吏常假借刑讯来草菅人命，就连包公等“清天大老爷”亦把刑讯视为断狱的“看家手段”，宣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据记载，宋朝时已经出现了“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十分残酷的刑讯手段。明朝统治者实行特务政治，所以刑讯逼供盛行。《明律》中规定：“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罪，须用严刑拷讯，其余只用鞭扑常刑。”然而，司法实践中刑讯之酷、花样之多，实令人瞠目，据《明史·刑法志》中记载，锦衣卫镇抚司的刑具有十八套，如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等。对于重要的案犯，这十八般刑具“无不试之”！

欧洲国家在用审讯法代替了神判法之后，刑讯逼供也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手段。法兰西王国从１３世纪开始广泛采用纠问式诉讼程序，于是秘密审讯和拷打逼供就成了让被告人开口的常规手段。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可以对被告人刑讯拷问，以取得有关犯罪事实、动机、目的和具体情节的口供。德国１５３２年《加洛林法典》规定用纠问式诉讼程序代替抗辩式诉讼程序。由于被告人供述被视为定罪的主要证据，所以刑讯逼供自然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当时，很多法官都把刑讯看做使被告人招供的“万灵方法”。甚至在堕胎案件的调查中，法官对被控妇女采用残酷的刑讯来获取口供。

在以审讯问案作为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时，刑讯逼供是一种必然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社会统治的野蛮性。但是，体现着文明与理智的社会意识也在约束着刑讯逼供的施用。因此，统治阶级不得不在法律中对其有所限制。此外，一些优秀的执法者在批评刑讯的弊端时，也提出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审讯问案方法。在我国，早在周朝时就有人提出了“听狱之两辞”，不能片面听信“单辞”的问案思想，并总结出了“以五声听狱讼”的审讯方法。《周礼·秋官·司寇》中说：“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可以说是在审讯问案中运用心理学原理的最初尝试。汉朝时，人们又总结出辗转推问、侧面迂回的“钩距”问案法。据《汉书·赵广汉传》记载，广汉“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

宋朝人郑克反对在断狱问案中采用酷刑拷打。他在总结前人办案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情迹论”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是关于问案方法的。他仔细研究了“以五声听狱讼”之法，认为问案时要注意分析事务的情理。他在《折狱龟鉴》一书的“钩匿篇”中指出：“察奸人之匿情而作伪者，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盖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伪之人莫能欺也。”此外，他还主张在问案中可以使用诈术，布设圈套，使被告人就范。在我国古代，很多优秀的执法者都善于在问案中抓住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巧妙推问，查明案情。不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刑讯逼供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问案方法。直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刑讯逼供才真正受到抨击和限制。

１６４１年６月２５日，英国国会颁布法令废除了以拷打和秘密审讯为特征的星座法院和其他特设法院。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封建的刑讯逼供制度发起的最初攻击。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欧洲各国先后都在法律上摈弃了野蛮的刑讯逼供制度。我国在清朝末年修订《大清律》时，有人也提出要废除刑讯逼供制度，但未成功。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２日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其中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分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

然而，刑讯逼供作为查明案情的方法，确有其特殊的“魅力”。即使在２０世纪的文明社会之中，这种野蛮的审讯方法也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虽然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废止了刑讯逼供，虽然许多国家的法院都禁止使用经刑讯获取的证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如果我们翻开各国法西斯统治的那页历史，那么映入我们眼帘的首先就是两个鲜红的血字——刑讯！这关不奇怪，因为“法西斯”一词本来就代表一种刑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