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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试行）

1987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结合劳改检察工作实践，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职权任务和工作原则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的职权是：
（一）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二）对于劳动改造机关（含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少年管教所、拘役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三）对于直接受理的劳改工作干警、担负看押任务的武警（以下简称武警）的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四）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刑满强制留场（厂）就业人员的犯罪案件和劳动改造机关侦查的罪犯又犯罪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劳动改造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劳改检察分工受理的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检察劳动改造机关执行有关法律、政策的情况，纠正违反法律、政策的行为，保障国家法律、政策的正确实施；检察罪犯接受改造的情况，打击罪犯的又犯罪活动，维护监管改造秩序，保障惩罚和改造罪犯工作的顺利进行；正确处理罪犯及其家属的申诉和控告，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通过检察活动，对罪犯进行法制宣传和认罪服法的教育；促进文明管理，提高改造质量。
第三条 在劳改检察中，贯彻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劳动改造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独立行使检察权。
劳改检察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注重效果。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一节 对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四条 检察收押罪犯是否合法。
（一）收押罪犯有无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罪犯结案登记表；
（二）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拘役所收押了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是否转送少年管教所；少年犯年满18周岁后，余刑2年以上的是否转送监狱或劳动改造管教队；
（三）除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外，是否还收押患有严重疾病、精神病的罪犯；是否收押有怀孕及哺乳自已婴儿的女犯。
第五条 检察对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拘役或有期徒刑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和批准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的罪犯，是否依法正确执行。
（一）交付执行时法律手续是否合法、完备，是否已通知执行单位；
（二）监督考察组织是否健全，措施是否落实；
（三）对监外执行不符合条件的，应当提出纠正；对监外执行条件已消失或表现不好的，应当建议收监执行；
（四）执行机关在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期满后，是否按时宣布解除管制和恢复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的罪犯考验期限已满后，原判刑罚是否不再执行；监外执行的罪犯刑期届满时，是否按时办理释放手续。
第六条 检察执行机关对于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具备减刑、假释条件的，是否依法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或假释；检察公安机关对于宣告缓刑的罪犯，在考验期间确有突出的悔改表现或有立功表现，是否依法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同时相应地缩减其缓刑考验期限；发现减刑、假释的裁定确有错误，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七条 检察劳动改造机关对于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应予减刑的，2年期满后，是否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是否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执行死刑。
第八条 检察对监内服刑罪犯已判决、核准执行死刑的，是否依法交付执行死刑。
第九条 监所检察部门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和人民法院对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核准交付执行死刑时，应当派员临场监督。
（一）有无核准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二）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是否对罪犯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是否执行不示众规定；尸体处理是否符合规定；执行死刑后是否通知罪犯家属；
（三）在执行时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发生罪犯喊冤、要求揭发检举重大案情或者怀孕的，应当建议停止执行。
对监场监督执行死刑的情况，检察人员应当制作笔录存档。
第十条 检察劳动改造机关对服刑期满的罪犯和其他依法应予释放的人员，是否按期予以释放，并开具释放证明书。
第十一条 对劳动改造机关在执行刑罚中，认为判决有错误转请人民检察院处理的案件，应当受理，经审查区别不同情况，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第二节 对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十二条 检察劳动改造机关在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中，执行法律和劳改工作方针、政策的情况。
第十三条 检察对反革命犯与普通刑事犯、男犯与女犯、同案犯、有直系亲属关系的罪犯，是否实行分管分押；外籍犯是否单独关钾。
第十四条 检察提审、押解、罪犯接见和罪犯通讯是否符合规定，监管措施是否安全严密。
（一）提审、押解罪犯是否安全；罪犯接见、通讯是否符合规定；
（二）监房周围的警戒设施是否业密有效，监内有无危及安全的危险物品；
（三）生活、学习和劳动现场，有无干警管理或武装警戒；
（四）使用罪犯从事零星分散劳动是否符合规定；
（五）对严管罪犯的监管措施是否安全；
（六）对脱逃的罪犯是否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追捕，捕回后是否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检察劳改工作干警有无用罪犯代行干警职权，或纵容、唆使罪犯为非作歹、造成“牢头”、“狱霸”逞凶作恶违法犯罪的情况。
第十六条 检察劳改工作干警、武警，对罪犯警戒、使用武器、戒具和关禁闭是否符合规定，对关禁闭不当，违法击毙、击伤或违法使用戒具造成伤亡的情况，要及时检察，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检察对罪犯是否按规定进行政治思想、法制、监规、文化技术和出入监等教育。
第十八条 检察有无对罪犯实行超体力劳动，生产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规定。
第十九条 检察罪犯的伙食标准、监舍条件和医疗卫生，是否符合安全规定。
第二十条 检察劳改工作干警、武警有无对罪犯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刑讯逼供的行为；有无克扣囚粮、囚款或者贪污行为；有无对罪犯及其家属进行敲诈勒索、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泄露机密和私放罪犯的行为；有无阻挠、扣押、擅自处理罪犯及其家属的申诉和控告以及报复陷害申诉人或控告人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检察劳动改造场所罪犯组织反革命集团、行凶、越狱、暴动、哄监闹事，以及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重大疫情和非正常死亡等情况，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并协助主管部门妥善处理。
第二十二条 检察对罪犯刑满后强制留场（厂）就业，是否符合规定，政治、经济待遇是否符合法律、政策规定。
第三节 案件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受理下列案件：
（一）发现在押罪犯在判决时所没有发现的罪行，需要处以刑罚的案件；
（二）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案件；
（三） 强制留场（厂）就业人员的犯罪案件；
（四）直接受理侦查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劳动改造机关干警和武警在监管场所内发生和发现的犯罪案件。
第二十四条 办理上述案件，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对受理的案件，属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由派出的人民检察院或当地县（区）人民检察院，向当地县（区）人民法院起诉；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应当由当地检察分院或市（州）人民检察院，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检察院驻场（厂）检察组办理的案件，应当经当地县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后，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对于罪犯脱逃后又犯罪的案件，如果是劳动改造机关捕回后发现的，按照本细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管辖程序办理；如果所犯新罪是在作案地发现的，由作案地有关部门办理。
第二十七条 办理罪犯服刑期间又犯罪案件过程中，遇到被告人原判刑已满，应当向本人宣布刑期已满按期释放。如果所犯新罪的主要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依照法律规定，可在释放的同时予以逮捕。案件正在侦查阶段的，由劳动改造机关经过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正在审查起诉的，由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正在审判或在上诉期间的，由人民法院决定逮捕。
第二十八条 发现在押罪犯在判决时没有发现的罪行应当处以刑罚的案件，是罪犯所在的劳动改造单位发现的，按照本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如果在罪犯犯罪所在地发现的，由当地人民检察院受理。
第四节 对申诉和控告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 受理罪犯及其家属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下列申诉和控告：
（一）向人民法院申诉被依法驳回，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
（二）不服法院对监所检察部门办理起诉的犯罪案件的判决、裁定提出的申诉；
（三）对劳动改造机关工作干警和武警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控告；
（四）申诉、控告受到阻力，检察机关认为需要办理的；
（五）上级检察院和本院检察长交办的。
对以上申诉和控告，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应当自行查办，或者邀请有关部门联合调查。确属冤错的案件，应当提请人民法院予以改判或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改判后应监督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如冤错案件是因原办案人员违法乱纪或由他人诬告造成的，确已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经审查确属无理申诉的，应当依法驳回，并配合劳动改造机关教育罪犯认罪服法，接受改造。对控告违法属实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依法提出纠正。对控告不实的，如属诬告陷害他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工作制度和方法
第三十条 监所检察部门应当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劳动改造机关以及武警部队的有关部门，建立联系制度，通报情况，变换意见，及时研究解决监管改造中存在的问题。重大问题，可联合调查。
第三十一条 进行劳改检察时，可以听取情况介绍，调阅有关文件和档案材料，召开座谈会、调查会、个别谈话，讯问犯人，察看警戒、监管设施和生产、生活场所等。
第三十二条 检察中发现违法行为时，应当查明事实，弄清原因，分别情况，依法处理；对于一般违法行为，可以口头提出纠正；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应当书面提出纠正，并要求告知纠正结果；遇有多次提出纠正仍不改正的情况，应当向上级检察院报告，上级检察院要支持下级检察院的工作，直至使问题得到解决；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检察发现劳动改造机关监管工作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应当提出检察建议。对于实行文明管理，提高改造质量的先进经验，可以协助有关单位进行总结推广。
第三十四条 对于劳动改造场所发生的下列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组织越狱、动狱、组织反革命集团、大规模械斗、聚众哄监闹事、集体绝食的；
（二）行凶杀人、放火、投毒、报复伤害干警，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法击毙、击伤罪犯，打死、打残罪犯和私放罪犯；
（四）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的生产事故；
（五）重大疫情和流行性传染病；
（六）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第三十五条 劳改检察工作应当推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奖惩制度，做到经常化，制度化，以保障切实履行职责。

第四章 机构设置
第三十六条 担负劳改检察任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监所检察处、科内配备相应数量的干部负责此项工作。
第三十七条 省、治自区、直辖市、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大型劳改单位呀劳改单位集中的地区、设立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
派出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县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由领导它的人民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进行业务指导。
第三十八条 劳动改造场所不够设立派出人民检察院条件的，由担负劳改检察任务的分、州（市）、县（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组，派驻检察组由派出它的人民检察院领导，由派出它的人民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进行业务指导。
第三十九条 派出检察院和派驻检察组应设在劳动改造机关区域内。


浅析交通肇事罪认定与法医学鉴定的衔接

　　李碧东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认定 法医学鉴定 衔接
摘要：“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决定因素。但在实践中，常常由于损伤程度与死亡原因的法医学鉴定中出现的“鉴定时机不成熟、主观性较强的医学指标采用存在随意性、不能科学地分析损伤与损伤后出现的后遗症和并发症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死因分析的简单性”等原因，造成交通肇事罪认定中存在定性错误的隐患。因此，在交通肇事罪认定中如何与法医学鉴定进行良好的衔接，以避免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本文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作出了具体规定，“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是构成本罪的决定因素，即要求肇事者的行为直接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才构成犯罪。但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却存在确定死亡、伤残原因方面思路过于简单的问题：即凡在交通肇事中出现伤亡情况，将其原因一概归责于交通肇事损伤所致，而不从法医学、医学等方面综合分析，找出死伤的真正原因，从而导致部分案件存在定性错误的隐患，从这一点上说对本罪的主体是不利的，也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 。因此，本文从致人重伤与致人死亡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交通肇事中重伤、死亡的结果与交通肇事行为本身的内在联系，使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与法医学鉴定正确衔接，以达到去伪存真、准确认定交通肇事罪的目的。
一、在人体损伤伤残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0年3月29日联合发布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第二条规定：“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行为。”从此条的含义来看，重伤应是危及生命和造成人体某个或多个重要器官丧失或功能永久性丧失后果的重大伤害行为。在交通肇事中，人体所受的强大暴力往往给人体造成复合性创伤，但是这些损伤经治疗很多并不会达到重伤的程度。而在实际鉴定中，很多鉴定报告仅根据医学资料和检验所见作为鉴定依据而出具重伤报告，忽略引起原有损伤加重和导致功能丧失情况与实际不附的外因，如患者自身的原因、医疗因素及鉴定时机等。笔者认为在交通肇事罪认定过程对于损伤程度的鉴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鉴定时机不成熟。《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第五条规定：“损伤程度的鉴定，应当在判决前完成。”但由于本罪认定中构成要件的特殊性，在提起公诉前甚至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就应该完成损伤程度的鉴定，否则采取强制措施或提起公诉也就没有合法的依据，这里就涉及到了损伤程度鉴定时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法定期限的衔接问题：本类案件由公安交警行政部门受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124条有关刑事诉讼期限的规定可以看出：在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拘留不得超过14天，提起公诉前对其最长羁押期限为2个月零14天。对于某些具有硬性鉴定条款的损伤程度鉴定(如肢体与重要器官缺失、失血性休克等)，在上述期限内作出结论应不成问题，但如果受害人的损伤程度需要以功能障碍程度作为依据，那么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释义》第六条之“肢体功能丧失程度的鉴定时间，应当在损伤恢复达临床稳定(一般在损伤在三个月后)进行。”及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等等关于鉴定时机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羁押期限内确定受害人是否达到重伤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势必给案件定性制造困难，导致公安机关的报捕与检察机关的批捕、起诉工作陷入困境；且由于交通肇事的主体多跨越省界，给后期诉讼补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多案件就此不了了之。因此，鉴于司法鉴定时机与刑事诉讼期限存在的这处矛盾，不少地方在处理某些影响较大的交通肇事案时，为了应付社会舆论、服从政治需要以及解决交警部门本身进行事故处理、调解难题的需要，过早作出重伤的鉴定以达到尽快结案或报捕的目的，这类案件在实践中累不鲜见。
2、采用主观成份较大的医学指标存在随意性。主观成份较大的医学指标多涉及的是伤者视觉和听觉的丧失程度问题，在认定上有一定的弹性，由于技术力量和设备的差异，各级各类医院的检查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对于这些主观性起很大作用且频发争议的医学检查结果应如何达到公正、法定、能够被各级鉴定机构普遍采用的要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对于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要重新鉴定或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从以上规定来看，只有在鉴定结论发生了争议的情况下才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重新鉴定，并没有为这些极易产生争议、主观成份较多的医学指标规定一个通用的采用标准，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重新鉴定规则更是把重新鉴定权授予了其内设的鉴定机构，直接规避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由于标准采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些相关规定并不能显著减少鉴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争议，只能仅仅算为一个亡羊补牢的措施，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很多交通肇事受伤人员为了达到自己夸大伤情的目的，利用鉴定依据采用标准上存在的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医学证明并提供给司法鉴定人员，导致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极易引起质疑，引起对方的不服而产生纠纷，很多经各种鉴定机构反复鉴定、结果却自相矛盾的案件就是出于这种情况。
3、对于损伤引起的后遗症和并发症，不能科学分析外因与这些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从《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释义》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解释可以看出，与事故无关的外因导致损伤程度的加重以及遗留后遗症不能作为损伤评定依据，因此正确区分各种外因及各自在损害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是保证鉴定结论准确性的关键。在实践中，有些法医鉴定人忽略对医学资料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有关异常现象的调查，简单地将治疗终结后受害人所表现出来的后遗症、并发症全部归责于损伤，使毫无医学知识的肇事行为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四肢长骨骨折后由于手术不当、医疗器械质量缺陷、受害人医疗配合不力等原因造成受害人肢体坏死、萎缩、畸形而致残，使损伤程度由本来的轻伤变成了重伤。
二、死因认定过程中的误区。死亡是交通肇事中最频繁出现的恶果，至于当场死亡的一般无多大的疑问，法医检验能迅速找到致死的原因。但是，对那些入院时未发现致命损伤但经医院治疗数天后死亡的病例，我们在认定其死因时应特别慎重，首先应排除医疗因素和伤者本身的原因，即外伤参与度的比例，这方面法医学解剖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在实践中的死因判断中笔者发现常常存在以下误区：
1、鉴定人对于明显存在死因不明或死因竞争的情况时，以非专业人员的思维分析问题，即坚持“死者是车辆肇事所致损伤后死亡的，其死因就是车祸没错”的主观思想，不经过尸体解剖，以医院的死亡诊断作为判断死因的唯一依据。
2、事故处理部门及家属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事故的处理上，通常不会去深究交通肇事中死者的死亡原因，而是顺理成章地将之归结于肇事损伤所至。事故处理部门也常会为了减少处理难度及顾及本地的风俗习惯而尊从家属的意见不进行法医学尸体解剖，只是由其部门法医根据医院所出具的医学资料象征性地作一个法医学鉴定，把医院认定的死亡原因作为法医鉴定结论，将死亡原因简单地归责于损伤。
笔者认为上述做法间接地助长了轻视法医学解剖价值的思想，使法医学解剖常常被忽视或受家属阻挠而难以进行；这样取得的法医学鉴定结论既不符合其作为证据应具有的科学、客观性，也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取证原则，当然也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不能在刑事诉讼中起到证据的作用。如2003年由某交警行政部门报捕的一件交通肇事案中，受害人黄某在某县级人民医院治疗半个月后突然死亡，该部门法医在没经过尸体解剖的情况下即认定死者之死是由交通肇事损伤所致，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发现：（1）受害人并不存在致命损伤；（2）医院的死因分析为肺部挫伤后并发的ARDS所致，依据仅仅是一张肺部CT诊断意见，并无临床资料支持；（3）受害人有多年肺结核病史，CT扫描所见并不一定就是肺挫伤的表现，其诊断只能作参考使用，该院参加会诊的有关专家的意见也不支持肺挫伤诊断；所以检察机关认为死者死因不能明确而不同意原鉴定人作出的受害人死于交通肇事的结论。此后黄某的死亡经某省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三、综上所述，尽管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法律上有了较明确的标准，但是其中存在的起决定因素的专业性问题不容忽视，所以司法工作者在认定交通肇事罪时应着重注意以下方面，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在交通肇事事故处理中因定性困难、甚至错误给执法、司法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1、要求鉴定人准确把握鉴定时机，确保鉴定质量能够经得起复核，而不能形成“先定罪、再由鉴定工作给罪行定性提供佐证”这种本末倒置的司法思维。鉴于鉴定时机的特殊性，笔者建议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与《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有机地结合起来，分别根据各种损伤的最适合鉴定时机在上述条款中加入相应的司法解释，如把“肢体功能障碍的鉴定”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中的一种情况，从而根据此条精神将交通肇事中犯罪嫌疑人的侦查羁押期限作相应更改或更改强制措施，较好地解决诉讼时效与鉴定时机之间的冲突，使交通肇事罪的诉讼过程依法、有序、正常地进行。
2、严格核实在鉴定工作中起决定作用的医学检验结果，对于主观性较强(如视、听觉的丧失程度等)的医学检验，笔者建议应由司法机关作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即凡以肢体或器官功能障碍为依据、鉴定结论为或可能为轻伤（含轻伤）以上的损伤程度鉴定时，应通过司法机关正式委托，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医学检验或对原鉴定的有关依据进行复核。此举实际操作中虽然烦琐一点，却可以达到鉴定依据唯一、案件定性及时准确的目的，可以明显减少对鉴定结论产生异议的机会。
3、准确认定损伤后遗症、并发症与损伤的因果关系，避免将非损伤外因所致的功能丧失作为重伤的认定依据。在确定伤情与各种外因间的关系时，应主动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会诊，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准确认定肇事所致损伤在致伤致残等结果中所占的比例（即损伤的参与度），以此为据来确定肇事方应负的责任。
4、对于在交通肇事中受伤、经数日救治后才死亡的病例，特别是死因为入院诊断范围之外的病例，应强制进行尸体解剖，结合临床意见准确查明死亡原因，避免错误归责，为事故的准确定性寻求一个坚实的技术后盾，也解决了诉讼过程中因尸体火化或腐败导致采取补救措施困难的局面。
5、办案的业务部门要加强与技术部门的联系，建立案情共同探讨机制，健全法医学文证审查制度，以弥补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集思广益，从各自的角度来分析和认定交通肇事的性质。
6、办案部门要严格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原则，做到准确分析案情，全面听取意见，对疑难案件必须经集体讨论后再定性。不能为服从社会影响及减少本部门调解、处理难度等目的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鉴定人的工作，避免办案部门在诉讼过程中陷入不利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陈佩璋，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释义.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1. 1.4.5.30.53
2、李文燕，中国刑法学.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 365.


作者单位:上高县检察院